清代铜钱乾隆通宝叶尔羌角头通

“乾隆通宝”是清高宗乾隆年间（1735—1795年）铸造的流通货币，而“叶尔羌角头通”特指在新疆叶尔羌局铸造的乾隆通宝钱，其形制特征为“角头通”（即钱币背面满文“通”字的起笔呈方形直角，区别于“方头通”或“圆头通”）。这一版别不仅反映了清代中央对新疆的治理政策，也体现了边疆货币体系的独特性。以下从历史背景、铸造背景、形制特征及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与治理
乾隆时期是清朝巩固西北边疆的关键阶段。1755年（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又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彻底统一天山南北，将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范围。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统辖全疆事务。为加强对新疆的经济整合，清朝开始在新疆推行与内地统一的货币制度，但结合当地实际保留了一定的地方特色——叶尔羌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设立的官方铸钱机构。

二、叶尔羌局的设立与铸币目的
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县）是清代南疆的政治、经济中心之一，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商贸繁荣，但此前当地主要使用中亚银币（如“天罡银”）和普尔钱（一种中亚风格的铜币）。清朝统一新疆后，为稳定经济秩序、促进内地与边疆贸易，同时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经济基础，决定在叶尔羌设立官方铸钱局，铸造“乾隆通宝”铜钱，以替代旧有货币。

据《清实录》等文献记载，叶尔羌局始铸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前后，是新疆最早的官方铸钱局之一（稍晚于阿克苏局）。其铸币任务由清政府统一管理，原料（铜料）部分来自内地调运，部分利用新疆本地资源，工匠则包括内地派来的技术工人与当地招募的匠人。

三、“角头通”版乾隆通宝的特征
叶尔羌局铸造的乾隆通宝属于“新疆红钱”（因新疆铜质含杂质，钱色偏红而得名），其形制既遵循内地“乾隆通宝”的基本规范，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1. 文字与形制：
正面为汉文“乾隆通宝”，楷书直读，“乾”“隆”“通”“宝”四字端庄工整；背面为满文“叶尔羌”（左）与汉文“当十”或“当五”（右），标明铸造地与币值（早期多为“当十”，后期因减重出现“当五”甚至更小面值）。

所谓“角头通”，指背面满文“通”字（“ᠲᠣᠩ”）的起笔呈方形直角（类似汉字“丿”的折角），与内地常见的“方头通”（起笔方正）或“圆头通”（起笔圆润）形成区别。这一特征是叶尔羌局钱币的典型标识，可用于区分其他新疆局（如阿克苏局“方头通”、乌什局“圆头通”）或内地钱局的产品。

2. 材质与工艺：
新疆红钱的铜质较内地钱粗糙，多含铅锡，故钱体较脆，颜色偏红褐；铸造工艺相对简朴，部分钱币可见砂眼或流铜，反映边疆铸币条件的限制。

3. 版别差异：
叶尔羌“角头通”因铸造时间跨度长（约1760—1795年），不同时期版别略有变化。例如，早期钱体厚重（直径约26-27毫米，重约7-8克），后期因铜料短缺或减重政策，钱体渐薄（直径缩小至24毫米左右，重量减半）。

四、历史意义：边疆治理与经济融合的象征
叶尔羌“角头通”乾隆通宝的铸造，是清朝“大一统”政策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实践，具有多重历史意义：

1. 强化中央集权：通过统一货币，清朝削弱了新疆地方势力对传统银币、普尔钱的依赖，将经济命脉纳入中央管控，巩固了对边疆的直接统治。

2. 促进经济整合：红钱的流通便利了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如丝绸、茶叶与新疆玉石、马匹的交换），推动了边疆商业网络的形成，加速了新疆与内地经济的融合。

3. 文化认同的载体：钱币上的汉文与满文并用，既体现清朝“多元一体”的文化政策，也促进了各民族对统一国家的认同。

4. 边疆开发的见证：叶尔羌局的设立与持续铸币，反映了清代新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需支撑铸币的原料与人力），以及中央对边疆资源的有效调配能力。

小结
“乾隆通宝叶尔羌角头通”不仅是清代新疆官方铸币的代表，更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边疆的历史缩影。其独特的形制特征（角头通）、地域属性（叶尔羌）与时代背景（乾隆朝），使其成为研究清代边疆经济、货币史与民族关系的重要实物资料。如今，这类钱币因存世量较少（尤其品相完好者），也成为钱币收藏领域的珍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