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乾隆通宝背库车当十

“乾隆通宝背库车当十”是一枚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清代钱币，其背后关联着清朝对新疆地区的治理、边疆货币体系的构建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以下从历史背景、铸币背景、钱币特征、历史意义四个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清朝对新疆的治理与库车的战略地位
库车（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是西域历史上的重要城邦，汉代属龟兹国，唐代为安西都护府治所，自古便是丝绸之路中道的枢纽，连接南北疆与中亚，战略与经济地位显著。

1755年，清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开始逐步统一新疆；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彻底将新疆纳入中央王朝版图。1762年，清朝设立伊犁将军，作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并在全疆推行“军府制”，同时根据地域特点设置不同行政体系——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天山南路），实行伯克制（由地方贵族担任“伯克”，受清廷册封管理民政）；在北疆及伊犁则驻军屯田。

库车作为南疆重镇，归阿克苏办事大臣管辖，是清朝控制南疆西部的核心节点之一，其经济与军事价值直接影响边疆稳定。

二、铸币背景：新疆“普尔钱”与内地制钱的融合
清朝统一新疆前，当地流通的主要是普尔钱（圆形方孔铜钱，维吾尔语“普尔”意为“钱”），以红铜铸造，形制轻薄，文字多为回文（察合台文或波斯文），面值混乱（有“当五”“当十”等）。这种货币体系不利于清廷对新疆经济的统一管理，也阻碍了内地与边疆的贸易往来。

为巩固统治，清廷逐步在新疆推行“制钱化”改革：
- 1760年代起，先在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设局铸造仿内地形制的“乾隆通宝”（满文纪局，如“宝伊”“宝迪”），以取代普尔钱；
- 1764年，清廷批准在南疆重镇库车设炉鼓铸“乾隆通宝当十”钱，这是南疆首次正式铸造内地式样的制钱，旨在统一南疆货币、规范市场，并强化中央对边疆经济的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背库车当十”并非官方标准称谓（清代钱币背面多以满文纪局，如“宝泉”“宝源”代表中央户部、工部，“宝伊”代表伊犁局等），实际应为“乾隆通宝背满文‘库’或维吾尔文‘库车’+当十’”——因库车局属于新疆地方铸币机构，部分钱币背面会加铸地名标识（满文或回文），且明确标注“当十”面值，以区别于普尔钱和内地小平钱。

三、钱币特征：“汉维融合”的边疆货币标本
“乾隆通宝背库车当十”的典型特征体现了清代边疆货币的多元性：
1. 形制：基本遵循内地制钱规范（圆形方孔），但直径通常大于内地小平钱（约28-30毫米，内地小平钱约24-26毫米），重量也更重（因“当十”需对应更高含铜量）；
2. 文字：正面为汉文“乾隆通宝”（楷书，端庄规整，延续内地风格）；背面则有两种形式——
- 部分钱币背面左侧为满文“库”（代表库车局，满文“库”发音“ku”，对应库车地名）；右侧为维吾尔文“库车”（或察合台文“Kucha”）；
- 或直接标注汉文“当十”（较少见，多为辅助标识）；
3. 材质：以红铜为主（延续新疆普尔钱的铜质传统，与内地黄铜制钱略有区别）；
4. 工艺：因库车局铸币技术源于内地工匠传授，工艺较普尔钱精细，但仍保留一定地方特色（如文字笔画略粗，边缘或有打磨痕迹）。

四、历史意义：边疆治理与多民族文化的见证
1. 政治象征：库车局的设立与“乾隆通宝当十”的铸造，标志着清朝对南疆货币权的直接掌控，是“大一统”王朝对边疆实施有效治理的重要物证；
2. 经济纽带：统一的制钱体系便利了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如中原的丝绸、茶叶与新疆的玉石、马匹交换），促进了边疆经济发展与民生稳定；
3. 文化交融：钱币上的汉文、满文、维吾尔文并存，直观反映了清代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既保留维吾尔族文化传统，又融入中央王朝的货币符号，是民族交融的实物载体；
4. 收藏与研究价值：因库车局铸币时间短（约1764-1770年代，随乾隆后期新疆局势稳定，部分南疆铸局停铸）、存世量少（多为出土品，传世精品罕见），该币成为研究清代边疆史、货币史、民族史的珍贵文物，被收藏界视为“新疆机制钱中的瑰宝”。

补充说明：关于“背库车”的争议
需注意的是，清代官方文献中对新疆铸币局的记载以满文纪局为主（如《大清会典》仅提及“宝伊”“宝迪”“宝乌”等），“库车局”的具体名称可能存在地方俗称。目前所见“乾隆通宝背库车当十”多为现代钱币学界根据其出土地点（库车周边遗址）和文字特征命名的俗称，其真实身份仍需结合更多考古资料佐证，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清代边疆货币重要标本的历史价值。

综上，“乾隆通宝背库车当十”不仅是一枚普通的古钱币，更是清朝统一新疆、经营边疆的历史缩影，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