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铜钱天启通宝背十一两大样

“天启通宝背十一两大样”是中国古代钱币中极具代表性的一枚，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明代政治、经济与货币制度史。以下从铸造背景、版式特征、历史意义三个维度展开解析：

一、铸造背景：晚明乱世下的货币改革
“天启通宝”是明熹宗朱由校（1620—1627年在位）的年号钱。晚明时期，明朝已陷入内忧外患：内有农民起义（如陕北王二起义），外有后金（清前身）崛起；而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财政危机空前严重——朝廷因辽东战事、宫廷奢靡（如天启帝好木工活，宠信魏忠贤导致朝政腐败）耗费巨资，不得不通过滥发纸币（“宝钞”）、加征赋税甚至“铸大钱”来弥补亏空。

“背十一两”正是天启年间大额虚值铜钱的代表。其核心目的是通过铸造“名义价值远高于实际含铜量”的钱币，变相掠夺民间财富以充实国库。这种思路并非天启首创：早在汉代有“荚钱”、唐代有“乾封泉宝”（背“渾”为当十），但天启的“十一两”将虚值大钱的规模与争议推向了高峰。

二、“背十一两大样”的核心特征
要理解这枚钱的历史价值，需先明确其版式定义：

1. “背十一两”的含义
钱背穿右竖书“十一两”，意为“当十钱，每枚重一两”——但实际含铜量与面值严重不符：明代小平钱（当一文）标准重量约3.5—4克，“十一两”理论上应重约35—40克（明代1两≈37克），但实际出土的大样钱重量多在20—30克之间，小样更轻（15克左右），属于典型的虚值货币。

2. “大样”的定义
“大样”指钱体尺寸、重量超出普通版的“十一两”。普通“天启十一两”直径约47—50毫米，重量20—25克；而大样直径可达51—55毫米，重量25—35克，部分极美品甚至接近理论上的“一两”（37克）。大样的存世量远少于小样，因此收藏价值更高。

3. 其他版式细节
- 钱文：“天启通宝”四字为楷书，字体端庄，部分版别“启”字的“户”部写作“尸”（避熹宗祖父万历帝朱翊钧的名讳？或工匠省笔）；
- 材质：以黄铜为主，因晚明铜料短缺，部分钱币含铅、锡较高，呈青白色；
- 铸造工艺：多为范铸（早期）或翻砂铸（后期），大样的铸造工艺相对精良，文字清晰，边郭规整。

三、历史意义：晚明货币制度的缩影与教训
“天启通宝背十一两”不仅是钱币实物，更是晚明社会经济崩溃的见证：

1. 反映晚明财政的绝望
天启年间，朝廷每年财政赤字达数百万两白银，而辽东战事每年需银400万两以上。铸造“十一两”这类虚值钱，本质是用“货币贬值”的方式强制向民间征收“铸币税”——百姓需用10倍于平钱的价值换取一枚“十一两”，相当于隐性加税，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2. 加速明代货币体系的崩溃
明代前期推行“大明宝钞”（纸币），但因无准备金、滥发无度，正统年间已形同废纸；中期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但朝廷缺乏对白银流通的有效调控。“十一两”的发行，既破坏了铜钱体系（小平钱被驱逐，市场拒绝使用虚值大钱），又冲击了白银本位（大钱兑换白银的比例混乱），导致“钱法”“钞法”“银法”全面失灵。

3. 引发社会动荡的直接诱因之一
崇祯年间（天启之后），民间因拒用“十一两”等虚值钱，爆发多起“罢市”“抢钱”事件；而朝廷为维持大钱信用，甚至强制规定“交易必须用十一两”，进一步加剧民怨。可以说，天启的货币乱象为明末农民起义（如李自成提出“均田免赋”，其中就包含反对苛捐杂税与虚值货币）埋下了伏笔。

4. 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明代最具争议的货币之一，“天启十一两”是研究晚明经济史、货币史的“活化石”。目前存世的“背十一两”中，大样因铸造量少（推测为天启早期试铸或宫廷特铸），市场价格远高于小样——2023年嘉德春拍中，一枚极美品“天启通宝背十一两大样”成交价超20万元人民币，足见其历史与艺术价值。

总结
“天启通宝背十一两大样”不是一枚普通的古钱，它是晚明王朝在财政绝境中饮鸩止渴的产物，见证了“货币信用崩塌→社会矛盾激化→政权覆灭”的连锁反应。正如《明史·食货志》所言：“天启时，复议铸大钱，以佐国用，卒无成效，而盗铸蜂起，物价腾踊，民不聊生。”这枚钱的重量，远超37克铜的物理重量，它承载的是一段王朝末路的沉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