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咸丰重宝宝迪当八新疆红钱

“咸丰重宝”是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铸造的一种大钱，主要用于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等带来的财政危机。你提到的“咸丰重宝宝迪当八新疆红钱”，涉及几个关键要素：“宝迪”（铸局）、“当八”（面值）、“新疆红钱”（材质与地域特征），需结合清代新疆铸币史具体解析：

一、核心概念拆解
1. “宝迪”——新疆迪化局（今乌鲁木齐）的铸币标识
清代新疆因地域辽阔、交通不便，长期实行“分地铸币”制度，各城设局铸造本地流通的钱币，钱文前缀的“宝X”即代表铸局：
- “宝迪” 是迪化局（乾隆二十九年设，初名“宝新局”，后改“宝迪局”）的简称，负责新疆北部及中枢地区的货币铸造。迪化局在咸丰年间因中央财政崩溃，曾大量鼓铸大钱以应对军费开支。

2. “当八”——咸丰大钱的面值创新
咸丰年间为缓解银荒，中央及各地方局普遍铸造“当X”大钱（“当”即“抵当”“折合”），将铜钱的名义价值大幅提升。“当八”指一枚该钱可抵8枚普通小平钱（一文钱），属于虚值大钱——实际含铜量远低于面值，本质是财政搜刮工具。

3. “新疆红钱”——新疆特有的铜钱材质
新疆本地铜料丰富，所铸铜钱因含铜量较高、色泽偏红，被称为“红钱”（区别于内地黄铜质的“青钱”）。红钱的形制也具地域特色：多为方孔圆钱，钱径略大于内地同面值钱，文字常带维吾尔文或托忒蒙文（如“叶尔羌局”“阿克苏局”钱文兼用汉维文），但“宝迪局”钱文以汉文为主，偶见满文。

二、历史背景：咸丰朝的新疆与财政危机
咸丰时期（1851—1861）是清代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内有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外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央财政濒临破产，被迫允许各省、各特殊地区自铸大钱。

新疆虽地处西北边陲，但因镇压叛乱（如1855年张格尔之子倭里罕叛乱、1864年全疆反清起义）和边防驻军开支，同样面临严重的货币短缺。此时新疆的货币体系本就复杂：既有内地流入的白银、制钱，也有本地铸造的红钱，还有中亚浩罕汗国流入的普尔钱（中亚铜币）。为统一货币、筹措军费，迪化局在咸丰年间开始铸造“咸丰重宝”系列大钱，包括“当五”“当八”“当十”等面值。

三、“咸丰重宝宝迪当八”的具体历史信息
1. 铸造时间与背景
目前史料记载，“宝迪局”咸丰大钱主要铸造于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新疆平定倭里罕叛乱后，清政府需补充军费和稳定边疆经济的阶段。

2. 形制与特征
- 材质：红铜（新疆本地开采的“赛里克铜”，色泽暗红）；
- 钱文：正面为“咸丰重宝”（四字楷书，端庄厚重），背面穿左为满文“宝迪”（或仅汉文“迪”），穿右为汉文“当八”；
- 尺寸：钱径约2.5—2.7厘米（因磨损略有差异），重量约5—7克（远轻于内地当八大钱的理论重量，凸显虚值性）；
- 稀有性：“当八”面值是宝迪局咸丰大钱中较少见的品种，因铸造时间短、流通中被大量回收熔毁（后期清政府为挽救信用，曾强制收缴虚值大钱改铸小平钱），存世量远少于“当五”“当十”，属于新疆红钱中的珍品。

3. 流通与影响
“咸丰重宝宝迪当八”主要在北疆迪化（乌鲁木齐）、伊犁一带流通，试图替代混乱的中亚普尔钱和内地劣质制钱。但由于其面值虚高、含铜不足，很快引发民间抵制——百姓更倾向于使用足值的红钱或白银，导致该钱流通不畅，铸造不久便停铸。这也反映了咸丰大钱政策在边疆地区的失败：不仅未能解决财政问题，反而加剧了货币体系的混乱。

四、历史意义
“咸丰重宝宝迪当八新疆红钱”是清代边疆铸币史与咸丰财政危机的双重见证：
- 它体现了清政府对新疆的直接控制（通过设局铸币强化主权），也暴露了中央对边疆财政的无力支撑；
- 作为虚值大钱的典型案例，它折射出咸丰朝“饮鸩止渴”的货币政策——为解决短期财政危机牺牲货币信用，最终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
- 对钱币收藏界而言，它是研究新疆红钱演变、咸丰大钱地域差异的重要实物资料，因其稀有性和历史价值，成为藏家追捧的对象。

补充说明
需注意区分“宝迪局”与其他新疆局的咸丰钱：如阿克苏局（“宝阿”）、叶尔羌局（“宝叶”）、喀什噶尔局（“宝喀”）也铸过咸丰重宝，但面值、形制各有不同；“当八”仅为宝迪局特有（或极少数其他局短暂试铸），是其标志性品种。

若想进一步考证具体版别，可参考《新疆红钱》等专著，或通过钱谱比对钱文细节（如“咸”“丰”二字的写法、满文“宝迪”的笔顺）——版别差异往往对应更具体的铸造批次或工匠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