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道光通宝宝桂

“道光通宝”是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1821—1850年在位）在位期间铸造的流通货币，而“宝桂”则是其铸币局之一的简称，对应广西桂林府的宝桂局（清代地方铸钱局常以“宝+地名简称”命名，如“宝泉”“宝源”为中央局，“宝苏”“宝浙”为地方局）。以下从道光朝背景、宝桂局的设立与职能、道光通宝宝桂的特征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道光朝的历史背景：内忧外患下的货币困境
道光帝继位时，清朝已从“康乾盛世”跌落，面临多重危机：
- 人口与土地矛盾尖锐：乾隆末年人口突破3亿，人均耕地锐减，流民增多；
- 吏治腐败严重：官场贪腐成风，财政亏空普遍（如道光朝户部银库亏空达925万两）；
- 鸦片泛滥与白银外流：英国等列强通过鸦片贸易掠夺中国白银，导致国内银贵钱贱（19世纪初，1两白银可兑换1000文铜钱，至道光末年涨至1600文以上），百姓负担剧增；
- 农民起义频发：道光十二年（1832年）湖南赵金龙起义、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动摇统治根基。

在此背景下，清朝财政入不敷出，铸币成为弥补亏空的手段之一，但也因铜料短缺、私铸泛滥等问题，导致货币体系混乱——这正是“道光通宝宝桂”等钱币产生的时代土壤。

二、“宝桂局”的沿革与职能
宝桂局是清代广西地区的官方铸钱机构，其历史可追溯至明代，但清代正式定名“宝桂局”并大规模铸钱始于康熙年间：
- 康熙六年（1667年）：广西设“宝桂局”，初属省级官办机构，铸币以“康熙通宝”为主；
- 雍正至嘉庆朝：宝桂局延续铸币职能，但因铜料供应依赖云南、广东等地（广西本地铜矿匮乏），产量受限于中央调配；
- 道光朝：鸦片战争（1840—1842年）后，清朝财政进一步恶化，宝桂局作为地方铸钱局，承担了为广西本地市场提供小额铜钱、稳定物价的功能。不过，由于铜料价格上涨（全球铜价因工业革命上升）、中央管控松弛，道光朝宝桂局铸币常出现“减重”“掺杂铅锡”等现象，质量参差不齐。

需补充的是，清代地方铸钱局并非始终运行：若铜料不足或政策调整，可能停铸。道光朝宝桂局是否持续铸币，目前史料记载略有模糊，但考古发现已出土多枚“道光通宝宝桂”钱，证明其确有铸造。

三、“道光通宝宝桂”的特征与版别
“道光通宝”的钱文为楷书，对读（“道光通宝”四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阅读），形制沿用清代小平钱标准（直径约22—26毫米，重2—4克）。具体到“宝桂”局，其特征如下：
- 钱文风格：宝桂局的钱文“道光通宝”较中央局（宝泉、宝源）更显粗率，部分版别“桂”字的“木”旁写法独特（如“木”下加一点，或“圭”部简化），“宝”字多为“缶宝”（即“宝”字上部为“缶”，区别于后期“尔宝”）；
- 材质与工艺：以黄铜为主，因铜料短缺，部分钱币含铅量高，质地较脆；铸造工艺较粗糙，常见砂眼、流铜等瑕疵；
- 版别差异：根据钱径、重量和钱文细节，可分为“大样”“小样”“宽缘”“窄缘”等版别，其中“大样”可能为早期试铸或特殊年份铸造，存世较少；“小样”则因减重普遍，数量较多。

四、“道光通宝宝桂”的历史意义
1. 反映道光朝的地方经济状态：广西地处西南边陲，虽非鸦片战争主战场，但受全国性“银贵钱贱”影响，民间交易更依赖铜钱。宝桂局的铸币直接服务于本地民生，其质量和数量侧面体现了广西在道光朝的经济实力——因铜料依赖外省，宝桂局难以稳定供币，加剧了地方市场的货币短缺。
2. 见证清代货币体系的衰落：道光朝是清代货币从“银钱并行”向“危机爆发”的转折点。“道光通宝宝桂”的粗制滥造，既是中央管控失效的表现，也预示了传统铸币体系无法应对近代化冲击（如西方机制币的流入）。
3. 承载地域文化记忆：作为广西地区唯一以“桂”为记的清代铸币，“道光通宝宝桂”是研究清代广西行政区划、财政制度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地域文化与货币史结合的载体。

五、收藏与研究现状
目前，“道光通宝宝桂”因存世量相对较多（但精品大样较少），在古钱币收藏中属于中低端品种，市场价格多在几十元至数百元不等（视品相和版别而定）。研究方面，清代《广西通志》《大清会典事例》等文献对宝桂局有零星记载，现代钱币学著作（如《中国钱币大辞典·清代编》）则对其版别进行了系统梳理，但仍有部分细节（如具体铸币年份、产量）需进一步考证。

综上，“道光通宝宝桂”不仅是一枚普通的清代钱币，更是道光朝内忧外患、货币体系衰落的微观缩影，它连接着中央与地方、经济与政治，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实物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