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光绪通宝宝新新疆红钱背新十

光绪通宝宝新新疆红钱背“新十”，是清代晚期新疆地区铸造的一种方孔铜钱，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以下从钱币本身特征、历史背景、铸造情况、流通意义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

一、钱币基本特征
1. 名称解析
- “光绪通宝”：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年）通用的年号钱，正面通常铸有“光绪通宝”四字，字体多为楷书或宋体。
- “宝新”：指铸造地或钱局为“宝新局”，即新疆的铸钱机构（清代新疆曾设多个钱局，如宝伊局、宝迪局、宝新局等）。
- “新疆红钱”：因新疆本地铜料含杂质较多，铸造出的铜钱呈暗红色，故俗称“红钱”，与内地黄铜钱形成区别。
- “背新十”：背面铸有“新十”二字，“新”代表新疆，“十”可能表示面值（当十文），也可能是铸造年份或批次标识（需结合具体版别考证）。

2. 形制与材质
- 直径一般在2.5—3厘米左右，重量约7—10克，符合清代当十文铜钱的规制。
- 材质以红铜为主，部分含少量锡、铅，质地较内地铜钱粗糙，体现了新疆本地矿产资源的局限性。

二、历史背景：晚清新疆的钱政困境与货币需求
1. 边疆经济的特殊性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地域辽阔但交通不便，与内地经济联系相对薄弱。清代前期，新疆主要使用中亚银币（如天罡银币）和内地制钱，但因运输成本高、供应不稳定，本地货币短缺问题突出。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后，清政府在新疆设立铸钱局（如阿克苏局、伊犁局），开始自铸“红钱”，以适应当地流通需求。

2. 光绪朝的新疆危机与货币改革
19世纪中后期，新疆面临内忧外患：1864年新疆爆发反清起义，浩罕军官阿古柏趁机入侵，建立伪政权；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新疆几乎沦为异域。1875年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1878年收复除伊犁外的新疆全境，1881年通过《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战后新疆百废待兴，货币体系混乱，既有旧有的红钱、银币，也有阿古柏伪政权发行的“普尔钱”（圆形无孔，面值混乱），甚至民间私铸泛滥，严重阻碍经济复苏。

3. “宝新局”的设立与“新十”钱的诞生
为整顿币制，清政府于光绪年间在新疆增设铸钱局，其中“宝新局”可能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或喀什噶尔（今喀什）设立（具体位置需考证）。“背新十”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铸造的，旨在统一新疆货币，稳定物价，配合左宗棠“屯田实边”的经济政策。其面值“十”可能对应内地制钱的兑换比例（如1枚“新十”当10文内地钱），或与当地银币挂钩（如1两白银兑若干“新十”钱）。

三、铸造特点与版别差异
1. 地方工艺的印记
新疆红钱的铸造技术受内地影响，但因设备简陋（多采用土法翻砂铸造），钱文多显粗率，边缘常有流铜或毛刺。部分“新十”钱的“光绪通宝”字体偏瘦长，“宝”字写法特殊（如“缶”部简化），背面“新十”二字布局紧凑，体现了地方工匠的适应性创新。

2. 版别多样性
由于新疆各钱局铸造标准不一，“背新十”可能存在多种版别：
- 铸造地差异：如迪化版、喀什版、阿克苏版，文字风格略有不同；
- 纪值变化：部分“新十”可能为“当五”“当二十”或其他面值（需结合实物铭文）；
- 特殊标记：少数钱币背面除“新十”外，还有满文、维吾尔文或星月纹，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交融。

四、流通意义与历史价值
1. 巩固边疆经济的工具
“光绪通宝宝新新疆红钱”的发行，结束了新疆长期货币混乱的局面，促进了本地商业复苏和民生稳定。它既是清政府维护主权、重建边疆秩序的物质载体，也见证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新政”的推行。

2. 民族融合的见证
钱币上的汉文与可能的少数民族文字（如维吾尔文），体现了清代新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红钱的流通范围覆盖天山南北，成为各民族经济交往的媒介，强化了国家认同。

3. 近代货币史的重要标本
作为晚清边疆货币改革的产物，“新十”钱反映了当时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策略——既延续传统方孔钱制，又兼顾地方实际（如红铜材质、大面值设计）。其存世量相对较少（因新疆气候干燥，铜钱易锈蚀，且战乱中损毁较多），是研究清代新疆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的一手实物资料。

五、收藏与研究现状
目前，“光绪通宝宝新新疆红钱背新十”在钱币收藏市场中属于中高档品种，品相完好者较为罕见。学术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新疆地方史、货币史领域，重点关注铸造地考证、版别分类及与同期银币的关系。未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如新疆各地窖藏钱币的发现），其历史细节有望进一步明晰。

总结
这枚小小的铜钱，不仅是光绪年间新疆货币体系的缩影，更承载了晚清边疆危机、收复新疆、经济重建的多重历史记忆。它从侧面印证了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有效管辖，以及新疆各族人民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共同作用，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重要文化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