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光绪重宝宝泉当拾背右角星

光绪重宝“宝泉当拾”背右角星钱，是清代晚期光绪年间铸造的一种特殊货币，其背后涉及清代币制改革、中央与地方铸币权博弈及民间私铸等多重历史背景。以下从铸造背景、形制特征、历史意义三方面展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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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铸造背景：清代晚期的币制危机与改革
光绪时期（1875-1908年）正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打开中国市场，白银大量外流；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财政崩溃，传统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因“银贵钱贱”“私铸泛滥”陷入混乱。为挽救财政危机，清廷自光绪十年（1884年）起尝试币制改革，核心目标是统一币制、规范成色、强化中央铸币权。

其中，“重宝”系列是清代后期重要的铜钱品类（区别于早期的“通宝”），以“当十”“当五”等面值标注兑换比例，试图解决小额交易中铜钱贬值问题。而“宝泉局”作为清代中央直属铸币机构（隶属户部），其铸造的“宝泉”钱代表官方标准，具有权威性。

关键背景事件：
- 咸丰大钱教训：咸丰年间（1851-1861年）为应对军费开支，曾发行“当十”“当百”大钱，但因成色不足、私铸失控，导致物价飞涨、信用崩塌。光绪朝改革需避免重蹈覆辙，故强调“足值”与“防伪”。
- 机铸技术推广：光绪末年（1890年代后），广东率先引入西方机器铸币技术（如英国伯明翰造币厂设备），中央与地方开始试铸机制铜元（方孔圆钱逐渐被取代）。但传统翻砂铸币仍在部分地区沿用，“宝泉当拾”可能是这一过渡阶段的产物。
- 私铸与官铸并存：由于官方铜料短缺、成本压力，地方或民间常私铸劣质钱币（“沙版”“鹅眼钱”）扰乱市场。背“右角星”等特殊标记，可能是官炉为区分真伪或批次添加的暗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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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形制特征：“宝泉当拾”与“背右角星”的解读
1. 基本形制
- 钱文：正面为“光绪重宝”（楷书或宋体），中心“宝泉”二字（宝泉局标识），穿口上方或两侧标注“当拾”（即兑换10枚小平钱）。
- 背面：通常为素面或简单纹饰（如星、月、云纹），此钱特殊之处在于“背右角星”——即钱背右侧边缘有一明显星点标记（可能为单星或双星）。

2. “背右角星”的可能含义
- 官炉暗记：清代中央或地方铸币局常以星、月、文字等作为炉别、批次或工匠的标记。例如，宝源局（工部铸币局）与宝泉局（户部铸币局）有时以星位区分；或同一局内不同铸炉用星数、位置标识。
- 防伪设计：针对咸丰大钱私铸泛滥的问题，光绪朝可能通过在钱背加特殊标记（如角星）提升辨识度，防止伪币流通。
- 试铸或样钱性质：部分特殊标记的“光绪重宝”可能是未正式发行的试铸样钱，用于测试工艺或呈样审批。“右角星”或为试验性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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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意义：晚清币制转型的缩影
1. 中央铸币权的挣扎：宝泉局作为中央机构，其“当拾”钱的铸造反映了清廷试图通过标准化货币巩固财政权威的努力。但此时地方督抚（如张之洞在广东）已主导机铸铜元，中央对币制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宝泉当拾”实际流通范围有限。

2. 传统与近代的碰撞：此钱仍采用传统翻砂法铸造（方孔圆钱形制），而同期广东已发行机制“光绪元宝”铜元（无孔、龙纹），标志着中国货币从“方孔钱”向“机制币”的转型。“宝泉当拾”可视为传统铸币体系的“最后余晖”。

3. 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映射：尽管清廷试图规范币制，但“当拾”大钱因含铜量不足（实际价值低于面值），仍加剧了“钱贱”问题，底层民众深受其害。背“右角星”的特殊钱，或仅在局部地区短暂流通，未能扭转整体货币混乱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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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光绪重宝“宝泉当拾”背右角星钱，是晚清币制改革中中央试图强化铸币权威的产物，其特殊标记（右角星）可能承载了官炉暗记、防伪或试铸功能。它既见证了传统方孔钱体系的衰落，也折射出清末财政危机、技术转型与社会矛盾的复杂交织，是研究中国近代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