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光绪重宝宝泉当十大样

光绪重宝宝泉当十大样是清代光绪年间（1875—1908年）铸造的方孔铜钱，属于晚清“机制币改革”与“传统制钱延续”过渡阶段的典型产物。其设计与铸造背后，折射出清代货币体系的复杂演变与时代困境。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历史背景与相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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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拆解：理解钱币的核心信息
- “光绪”：清德宗载湉的年号（1875—1908），此时清朝已进入近代化转型期，但传统货币体系仍未完全瓦解。
- “重宝”：清代中后期方孔钱的常用纪值标识（区别于“通宝”），多表示“重量较大”或“面额较高”（如咸丰朝因财政危机大量发行“重宝”“元宝”大钱）。
- “宝泉”：清代官方铸币机构“宝泉局”的简称。宝泉局为户部直属铸钱局（另有工部“宝源局”），负责中央层面的货币铸造，其钱币流通全国，信誉度较高。
- “当十”：表示面额相当于10枚小平钱（“小平钱”即一文钱，直径约24毫米）。这是清代“虚值大钱”的典型特征——实际重量远低于10文小平钱的总重，通过政府强制力维持兑换比例。
- “大样”：指同版钱币中尺寸、重量较大的版本（通常直径27—28毫米，普通当十钱直径约25—26毫米）。大样多为早期试铸或工艺调整时的产物，存世量较少，收藏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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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背景：晚清货币危机与“当十大钱”的诞生
光绪时期，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后财政亏空严重；鸦片战争（1840—1842）后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加剧；同时，西方机制币（如银元、铜元）开始流入中国，冲击传统方孔钱体系。为缓解财政压力，清政府尝试恢复并扩大“大钱”铸造（类似咸丰朝策略）。

1. 咸丰朝的先例与教训
咸丰年间（1851—1861），因镇压太平天国与鸦片战争导致国库空虚，清政府曾大规模发行“当四”“当五”“当十”“当百”甚至“当千”的大钱，以虚值弥补财政缺口。但大钱因重量不足、私铸泛滥，迅速贬值（如当十大钱实际仅值2—3文），引发市场混乱，最终被迫废止。这一教训使光绪朝对“当十大钱”持谨慎态度。

2. 光绪朝的“有限恢复”
光绪初年（1875年后），清政府试图整顿货币，但因铜料短缺、铸钱成本高于面值（如铸钱1文需铜料成本1.2文），中央与地方铸局（如各省机器局）更倾向于铸造利润更高的机制银元（如“光绪元宝”银元）。然而，民间小额交易仍依赖方孔钱，且部分地区因银荒出现“钱荒”，故清政府仍需维持少量方孔钱供应。

在此背景下，宝泉局于光绪年间重启“当十大钱”铸造，但规模远小于咸丰朝，且强调“足重”以稳定信用。不过，受限于铜料成本与市场需求，“当十大钱”的实际重量仍低于理论值（如小平钱标准重1钱2分，当十大钱理论应重1两2钱，但实际仅重数钱），本质上仍是“虚值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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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与工艺：传统与近代的交织
光绪重宝宝泉当十大样的设计延续了清代方孔钱的基本形制：
- 文字：正面为“光绪重宝”（直读），楷书字体端庄，体现官方铸币的权威性；背面穿左右为满文“宝泉”（左）、汉文“当十”（右），明确标识铸局与面额。
- 材质：以黄铜为主（部分含铅锡合金，增强硬度），符合清代制钱“铜七铅三”的传统配比。
- 工艺：早期可能为手工翻砂铸造（传统工艺），后期因地方局引入机器（如广东、湖北率先设机器局铸币），不排除部分“大样”采用半机器压制工艺，故文字更清晰、边缘更规整。

需注意，“大样”的出现可能与铸造批次有关：初期试铸时为确保质量，可能加大直径与重量；或因模具磨损后重新修模，导致尺寸差异。大样的存世量少，是研究光绪朝铸币工艺的重要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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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通与影响：短暂而尴尬的角色
光绪重宝宝泉当十大样的流通范围有限，主要集中于北方（宝泉局为中央局，钱币多输往直隶、山西等地）。其实际使用情况可概括为：
- 官方层面：作为“法定货币”被强制流通，但政府未严格管控私铸（因成本问题难以禁止），导致市场上充斥减重、劣质的“私铸当十”，进一步削弱其信用。
- 民间层面：因实际购买力低（仅相当于2—3文小平钱），民众更倾向使用银角子（小银锭）或抵制大钱，当十大钱逐渐退出日常交易，沦为“符号货币”。
- 历史意义：它是清代最后一次大规模发行的方孔“当十大钱”，标志着传统制钱体系在近代化浪潮中的彻底式微。1900年后，随着铜元（机制圆形无孔币）的普及（如“光绪元宝”铜元），方孔钱基本退出主流货币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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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光绪重宝宝泉当十大样因存世量少（尤其大样）、工艺典型，成为清代钱币收藏的热门品种。其价值不仅在于经济层面（普通品相数千元，极美品可达数万元），更在于：
- 历史标本：反映了晚清货币政策的矛盾（既想维持传统制钱，又不得不向机制币转型）；
- 工艺见证：体现了手工翻砂向机器制币过渡的技术痕迹；
- 社会缩影：揭示了清末财政危机下“虚值货币”对社会经济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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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光绪重宝宝泉当十大样是清代货币史中“传统与现代碰撞”的缩影：它诞生于财政困局，试图以虚值大钱挽救旧体系，却因违背经济规律迅速衰落；它的存在，既是晚清中央政府对货币控制力的最后挣扎，也预示着方孔钱时代的终结。透过这枚钱币，我们得以窥见一个王朝在近代化浪潮中的艰难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