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光绪通宝库十

“光绪通宝”是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所铸的流通货币，而“库十”通常指“库平十文”，即该钱币的面值为十文铜钱（清代铜钱多为小平钱，即一文，十文为较大面值，常见于机制币或特殊版别）。以下是关于这类钱币的历史背景、铸造特点及相关信息的梳理：

一、光绪朝的时代背景
光绪帝在位期间（1875—1908），清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剧烈变革期：
- 外部压力：鸦片战争后列强侵略加剧，《马关条约》（1895）、《辛丑条约》（1901）等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 内部动荡：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捻军起义等农民战争虽被镇压，但地方督抚势力崛起；洋务运动（19世纪60—90年代）试图“师夷长技”，甲午战败宣告其破产；
- 改革尝试：1898年戊戌变法试图推行君主立宪，但仅持续103天即失败；1901年后清末新政启动，包括废科举、办新学、练新军、预备立宪等，试图挽救统治危机。

这些时代特征深刻影响了光绪朝的货币制度——传统制钱体系崩溃，近代机制币逐渐取代手工铸币，货币发行权从中央向地方分散。

二、“光绪通宝”的铸造与版别
1. 传统制钱与机制币的分野
光绪初年，清朝仍沿用顺治以来的“制钱”体系（圆形方孔、手工翻砂铸造，以“文”为单位，小平钱为主）。但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铜料短缺，制钱严重贬值，民间私铸泛滥。为整顿币制，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设局试铸“光绪通宝”机制铜元（即“光绪元宝”铜元，面值多为当十、当二十等），因成本低、效率高迅速推广，成为主流货币。

因此，“光绪通宝”存在两种主要形态：
- 传统制钱：直径约24毫米，重3—4克，面文楷书“光绪通宝”，背无满文或仅有简单星纹，多为地方局少量铸造（如宝泉、宝源局）；
- 机制铜元：正面多为“光绪元宝”（而非“通宝”），中央记省名（如“户部”“北洋”“湖北”“江南”等），上缘“光绪元宝”，下缘“当十”“当二十”，左右记干支纪年（如“甲辰”“乙巳”）或星点；背面为龙纹（“坐龙”“立龙”等），俗称“龙洋铜元”。

用户提到的“库十”，更可能指向机制铜元中的“库平当十”（“库平”是清代官方重量标准，库平十文即按库平重量折算的十文面值）。

2. “库平十文”的含义
“库平”是清政府规定的国库收支所用的衡制（源于康熙年间《律吕正义》），库平一两约合37.301克。但铜元的“库平当十”并非严格按重量折算（实际每枚重约7—8克），而是象征性面值，用于区分不同规格的铜元（如当五、当十、当二十）。

“库平十文”铜元多由中央或地方机器局铸造，例如：
- 中央局：户部造币总厂（天津）、北洋机器局（天津）等；
- 地方局：湖北（武昌）、广东（广州）、江南（南京）、四川（成都）等，其中湖北最早大规模生产机制铜元（1899年），影响最广。

三、“光绪通宝库十”的历史意义
1. 货币近代化的标志：光绪朝铜元取代制钱，是中国货币从传统手工铸币向近代机器铸币转型的关键一步，推动了货币标准化和流通效率提升。
2. 地方势力的体现：清末各省纷纷自铸铜元（甚至截留中央铜料），导致币制混乱（如成色不一、减重滥发），反映了中央集权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3. 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见证：铜元的普及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需求，但也因滥铸引发通货膨胀（如“铜元危机”），加剧了民生困苦，成为清末社会矛盾的一个缩影。
4. 收藏与研究价值：光绪铜元版别极多（仅“当十”就有数百种），记录了各地工艺差异、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前各省独立时的特殊版别），是研究晚清经济史、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四、总结
“光绪通宝库十”本质是光绪朝货币改革的产物，既承载了传统制钱的余韵，又开启了近代机制币的新篇。它不仅是流通工具，更是晚清社会剧变（从封建帝制向近代转型）的微观见证——既有技术进步的曙光，也暗含制度崩溃的危机。如今，这类钱币作为历史遗物，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化进程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