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

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是清代光绪年间湖北省（宝武局）铸造的机制铜元，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转型期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与晚清币制改革、地方铸币实践及湖北近代工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展开说明：

一、“宝武”与“机制币”的基本概念
1. “宝武”的含义：
清代地方铸币机构称“钱局”，所铸铜钱或铜元的背面常标注地名简称（即“局名”），以“宝X”为格式。“宝武”即湖北宝武局（全称“湖北武昌宝武局”），是清代湖北省的官方铸币机构，前身可追溯至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的“湖广宝武局”，雍正年间因湖广分治改为湖北独设，此后长期承担湖北地区的铜钱铸造任务。

2. “机制币”的背景：
传统铜钱为手工翻砂铸造（“浇铸币”），工艺粗糙、规格不一；而“机制币”是通过蒸汽动力机器冲压成型的现代铸币方式，具有形制规整、重量统一、图案清晰的特点。19世纪末，受西方货币制度和机器工业影响，清廷开始尝试机制币，以应对传统币制的混乱（如私铸泛滥、银钱比价波动），并缓解财政压力。

二、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的历史脉络
1. 时代背景：晚清币制危机与机制币兴起
光绪年间（1875-1908年），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后传统铸币体系崩溃，银贵钱贱问题严重；同时，外国银元（如墨西哥鹰洋）大量流入，冲击中国本土货币主权。为挽救币制，清廷于1889年在广东设立首家机制币厂（广东钱局），铸造“光绪元宝”银元，成效显著后推广至各省。

湖北作为洋务运动重镇（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大力推行实业），于1893年建成湖北银元局（后扩充为“湖北铜元局”），率先引进英国造币机器，成为全国机制币的核心产区之一。

2. 宝武机制币的铸造时间与版别
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并非独立年号币（“光绪通宝”本为传统铜钱的年号标识），而是湖北铜元局在光绪后期铸造的机制铜元的俗称——因部分铜元正面仍沿用“光绪通宝”字样（或搭配满文“宝武”），背面为龙纹或嘉禾纹，故被民间称为“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其核心特征是“机制冲压”+“宝武局名”。

具体铸造时间集中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 初期版别：可能延续传统“光绪通宝”的文字风格，但采用机器压制，边缘多为齿边（区别于传统方孔圆钱的平滑边缘）；
- 主流版别：后期逐渐标准化，正面多为“光绪元宝”（而非“通宝”），中央“光绪元宝”四字，上缘“湖北省造”，下缘“当十”（或“当五”“当二十”，指兑换价值），左右满文“宝武”；背面为蟠龙纹（湖北龙，又称“坐龙”）或嘉禾纹，周围环绕英文（如“HUPEH PROVINCE”“TEN CASH”）。

需注意：严格来说，“光绪通宝”是小平钱（一文）的年号，而湖北机制铜元多为“当十”“当二十”的大面值币，因此“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更多是收藏界对湖北机制铜元的泛称，实际官铸名称多为“光绪元宝湖北当十”等。

3. 铸造目的与历史作用
- 财政需求：清末湖北为编练新军、修建铁路（如京汉铁路）、发展实业，财政开支庞大。机制铜元面值高于成本（如当十铜元成本约2-3文，却可兑换10文制钱），通过“铸币利润”（即“铸利”）弥补财政赤字，成为地方重要的敛财手段。
- 货币统一：机制铜元形制统一、便于流通，逐步取代传统方孔钱，成为晚清至民国初年的主要辅币，推动了货币近代化进程。
- 工业示范：湖北铜元局的机器设备和铸币技术领先全国，曾协助其他省份（如湖南、陕西）建立机制币厂，堪称中国近代机器铸币的“摇篮”之一。

4. 停铸与后续影响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去世，次年溥仪即位（宣统元年），币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清廷试图统一全国铜元样式（如“大清铜币”），湖北宝武机制币逐渐停铸。但辛亥革命后（1911年），湖北军政府曾短暂沿用旧机器铸造铜元，直至民国中期才彻底退出流通。

三、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1. 近代货币转型的见证：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是湖北从传统手工铸币向现代机器铸币过渡的标志，反映了晚清“师夷长技”的洋务运动成果，以及中国在货币主权上的被动与主动探索。
2. 地方史与经济史的缩影：其铸造与湖北的洋务企业（如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财政状况深度绑定，是研究晚清区域经济与财政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3. 收藏与研究热点：因湖北机制币存世量较大（但精品稀少），且版别丰富（如“红铜”“黄铜”材质差异、“单冠龙”“双冠龙”纹饰区别），成为近代机制币收藏的热门品类，兼具艺术价值与学术价值。

总结
光绪通宝宝武机制币本质是湖北在晚清币制改革中铸造的机制铜元，它既是传统钱局向近代造币厂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被迫融入世界货币体系、主动推进货币近代化的缩影。其历史不仅关乎一枚钱币的铸造，更折射出清末社会的动荡、变革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