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五年中央银行伍百圆上海厂东北九省流通券

你所提及的“民国三十五年中央银行伍百圆上海厂东北九省流通券”涉及多个关键历史要素，需结合发行背景、机构职能、地域特殊性及历史意义逐一解析：

一、核心时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的时代背景
1946年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沦陷区、国共内战爆发初期的关键年份。此时国内面临三大核心矛盾：
1. 经济重建困境：抗战期间法币恶性通胀，沦陷区（如东北）流通伪满币、“联银券”等，战后需统一货币但财政极度混乱；
2. 政权接收与权力博弈：国民政府虽名义上收复东北，但实际面临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扩张，金融控制力薄弱；
3. 内战筹备：国民政府为支付军费，加速印钞，货币体系濒临崩溃。

二、发行主体与相关机构辨析
1. “中央银行伍百圆”：法币体系的延续与崩溃前兆
- 中央银行是国民政府的国家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后成为唯一发行货币的机关。1946年的“伍百圆”属于法币范畴——此时法币已因抗战通胀贬值至极点（1937年法币发行额约14亿，1945年达5569亿），战后为填补财政赤字，法币发行量继续飙升（1946年底突破3万亿）。
- 所谓“上海厂”：指中央银行的上海印钞厂（原属财政部印刷局，1945年划归央行），是当时法币的主要印制基地之一。但需注意：1946年央行已在大量委托民间工厂或沦陷区遗留的印钞厂赶印纸币，质量参差不齐。

2. “东北九省流通券”：特殊地域的过渡性货币
- 背景：东北在1932-1945年为伪满洲国统治，流通伪满币（以“圆”为单位，与日元挂钩）。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财政部设立“东北九省流通券”发行准备委员会，授权央行发行专门用于东北地区的区域性货币，旨在取代伪满币、统一沦陷区金融，同时隔离关内法币与东北经济的直接冲击（避免关内恶性通胀迅速传导至东北）。
- 性质：“东北九省流通券”并非独立货币，而是法币的区域变体（面额单位与法币一致，如壹佰圆、伍佰圆），但与法币可兑换（初期官方比价1:1，后因通胀实际贬值）。其发行权名义上归央行，但实际受东北行辕（国民政府东北最高军政机构）操控。
- “九省”范围：伪满洲国解体后，国民政府将东北划分为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松江、合江、安东、辽北、嫩江9省（1947年调整为10省，增设兴安省）。

三、“中央银行伍百圆上海厂”与“东北九省流通券”的矛盾与关联
需特别注意：“中央银行伍百圆上海厂”印制的应是关内流通的法币，而非东北九省流通券——两者的印制主体、流通区域有明确区分：
- 东北九省流通券的主要印制地是沈阳印钞厂（原伪满中央银行印钞厂，1945年被央行接收），而非上海的央行印钞厂；
- 若某枚纸币同时标注“中央银行伍百圆”“上海厂”和“东北九省流通券”，大概率是后世臆造品或拼接币：因为1946年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重点是替换伪满币，而上海厂的关内法币流入东北会加剧当地通胀，央行不会刻意将关内印钞厂的纸币明确标注为“东北九省流通券”（反而会通过“区域限制”防止跨区域流通）。

四、历史意义与结局
1. 金融统一的失败：东北九省流通券本想稳定东北金融，但因国民政府在内战中节节败退（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东北成为主战场），东北行辕滥发流通券弥补军费，1947年流通券发行量较1946年增长近10倍，迅速沦为“废纸”；
2. 法币体系的终结：1948年8月，国民政府因法币彻底崩溃，被迫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1金圆券=300万法币），东北九省流通券也同步被金圆券收兑（收兑比例极低，民众财富被洗劫）；
3. 地域经济的创伤：无论是法币还是东北九省流通券，都因国民政府的恶性通胀和战争破坏，成为掠夺东北民众财富的工具——1946-1948年东北物价上涨超千倍，无数家庭破产。

总结
你提及的钱币组合，本质是1946年国民政府金融体系崩溃前夕的产物：关内的法币（上海厂印制）与东北的区域性流通券并存，反映了战后中国金融的混乱、政权的腐败，以及内战对经济的摧毁。需警惕市面上可能存在的仿冒品——真正的东北九省流通券极少标注“上海厂”，且存世量稀少（多为博物馆馆藏或资深藏家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