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道光通宝宝伊背上竖

道光通宝是清宣宗道光年间（1821—1850年）铸造的方孔铜钱，而“宝伊”指新疆伊犁局（清代新疆铸钱机构），“背上竖”则是其版别特征（背面穿口上方有竖画标记）。这一钱币不仅是清代边疆货币史的重要实物，更折射出19世纪上半叶新疆的政治、经济与边疆治理状况。以下从历史背景、铸造机构、版别特征及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道光朝的新疆与边疆危机
道光帝在位期间（1821—1850年），清朝已从康乾盛世的顶峰逐渐衰落，内有鸦片战争（1840—1842）、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后爆发）的冲击，外有列强环伺；而新疆地区虽暂未直接卷入大规模战争，却面临多重挑战：
- 张格尔叛乱的余波：1820—1827年，新疆回部贵族张格尔在英国支持下发动叛乱，一度占领喀什噶尔等城，虽被清军平定，但暴露了新疆驻军薄弱、财政依赖内地的问题。
- 边疆经济的特殊性：新疆地域辽阔，驻军、屯田及驿站需大量货币流通，但本地缺乏铜料，铸钱长期依赖内地调运或“以银易钱”，中央需通过设局铸钱稳定边疆金融。

二、“宝伊”的由来：清代新疆的铸钱体系
清代新疆因地处边疆，货币体系独立于内地，初期主要使用中亚银币（如“普尔钱”）和内地制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为巩固统治，清廷开始在新疆设局铸钱，逐步建立“以红铜铸钱”的地方货币体系（区别于内地的黄铜钱）。

“宝伊”即伊犁局的代称（“宝”为清代钱局标识，“伊”取“伊犁”首字）。伊犁作为新疆军政中心（伊犁将军驻地），其铸钱局的重要性仅次于喀什噶尔局（宝喀）、阿克苏局（宝阿克苏）等。据《新疆图志·食货志》记载，伊犁局始设于乾隆年间，后因战乱停铸，道光年间复开，主要服务于伊犁及周边屯田、驻军的货币需求。

三、“背上竖”的版别特征与技术细节
道光通宝宝伊钱的形制遵循清代标准：直径约22—25毫米，重3—4克，面文“道光通宝”楷书直读，背文标注局名“宝伊”（满文或满汉合璧）。所谓“背上竖”，指钱背穿口（方孔上方）有一道短竖画标记，属于纪局或版别区分符号，具体功能可能有二：
- 工匠或炉次标记：清代地方钱局常通过背面的星、月、竖等符号区分不同铸炉或工匠，便于质量管控。
- 特殊用途标识：部分学者推测，“上竖”可能与“当十”“折二”等大钱相关，但道光宝伊钱多为小平钱（一文制钱），故更可能是局内版别细分。

需注意，宝伊钱的背文形式多样，除满文“宝伊”外，还有少量满汉合璧（“满文宝+汉文伊”），“背上竖”多见于某一特定炉次的满文版。

四、历史意义：边疆治理与经济整合的缩影
道光通宝宝伊背上竖钱的价值，远超普通古钱币范畴，它是清代边疆政策的微观见证：
1. 强化中央集权：通过新疆本地铸钱，减少了对内地制钱的依赖，避免白银外流，同时以“宝伊”等官方钱文宣示主权，对抗中亚银币（如浩罕汗国的“天罡银币”）对新疆经济的渗透。
2. 稳定边疆经济：伊犁局铸钱直接服务于屯田（如伊犁河北岸的兵屯、民屯）和驻军俸饷发放，保障了边疆军民的基本交易需求，促进了农业与商业复苏（道光年间新疆屯田面积扩大，粮价趋稳）。
3. 反映技术局限：受新疆铜料短缺限制，宝伊钱多采用本地红铜（含杂质较多），质地较内地钱粗糙，重量、尺寸也不统一，侧面体现了边疆工业基础的薄弱。

总结
道光通宝宝伊背上竖钱是道光朝新疆伊犁局铸造的地方货币，其存在既反映了清代边疆治理中“因俗而治”的智慧（保留地方铸币权），也暴露了王朝衰落期对边疆控制力下降的现实（如铜料不足、铸量有限）。作为实物遗存，它为研究19世纪上半叶新疆的经济结构、民族关系及中央与边疆的互动提供了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