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二年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壹百文

民国二年（1913年）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壹百文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与时代印记的铜币品种，其诞生与清末民初四川地区的政治动荡、军事割据及货币统一进程紧密相关。以下从历史背景、铸造缘由、设计特征、流通影响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四川的“独立”与军政府的崛起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统治。四川因保路运动（1911年）成为革命策源地之一——当年9月，四川爆发大规模保路同志军起义，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反而导致武昌空虚，间接引发武昌起义。11月22日，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后改称“四川军政府”），尹昌衡任都督，标志着清朝在四川的统治终结。

但民国成立后，全国并未立即实现统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试图以武力统一全国，而西南各省（如四川、云南、贵州）则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四川因地理封闭（四周环山）、派系复杂（尹昌衡、胡景伊、刘存厚、熊克武等先后掌权），长期处于“半独立”的军政府统治下，货币发行权也掌握在地方军政府手中，四川铜币由此成为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

二、铸造缘由：解决财政混乱与统一地方货币
清末四川流通的货币极为杂乱：既有清政府的“四川官局造”方孔钱，也有民间私铸的劣质铜元，还有外国银元、银两等，换算繁琐且价值混乱，严重阻碍经济秩序。

军政府为巩固统治、整顿财政，亟需发行统一的本位货币。1912年（民国元年），四川军政府开始铸造“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取代旧币；1913年（民国二年）是其铸造的高峰期之一，其中“壹百文”面额因适应大额交易需求，成为主流品种之一。

三、设计与版别特征
民国二年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壹百文的形制与图案具有鲜明的革命象征意义：
- 正面：中央为“四川铜币”四字，中心常饰一朵芙蓉花（成都别称“蓉城”，芙蓉为市花）；上方环列“军政府造”，下方标明“当制钱壹百文”；左右两侧分列篆书“贰”字（代表“民国二年”，即“壬子”之后第二年，部分版别为“中华帝国”或“中华民国”，需结合具体版别判断）。
- 背面：中央为篆书的“汉”字（取“大汉”之意，呼应辛亥革命“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外圈环绕18个小圆圈（象征当时独立的18个省），下方标注“一百文”。
- 材质与工艺：多为红铜铸造（俗称“红铜元”），成色不一（初期较足，后期因财政紧张掺入杂质，成色下降）；直径约28-30毫米，重量约10-12克（标准应为10.8克左右）。

需注意：民国二年版别中，部分因都督更迭（如胡景伊接替尹昌衡）可能出现细微差异（如“汉”字写法、“贰”字位置），但整体风格统一。

四、流通与历史影响
1. 区域流通局限：四川铜币仅在四川及周边部分地区（如西康、贵州北部）流通，未获北洋政府承认（袁世凯曾试图推行全国统一的“袁大头”银元，但四川因军阀抵制未完全执行）。
2. 财政工具属性：军政府通过发行铜币弥补军费开支，后期因过度铸造导致贬值（“劣币驱逐良币”），加剧了四川经济的混乱，也反映了军阀割据对民生的破坏。
3. 历史见证价值：该铜币是辛亥革命后地方政权尝试“自治”与“统一”矛盾的实物载体，既体现了革命党人“建立共和”的理想（如“汉”字、“18省”符号），也暴露了民国初年中央权威缺失、地方各自为政的现实。

五、收藏与研究现状
民国二年四川铜币壹百文因存世量相对较多（但品相完好者较少），是近代铜元收藏的热门品种之一。其版别差异（如“点金版”“大字版”“小字版”）是研究四川军政府更迭、货币铸造工艺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也为探讨民国初年地方财政与货币体系提供了直观证据。

综上，这枚铜币不仅是货币，更是四川从帝制走向共和、却陷入军阀割据的特殊历史的缩影，见证了近代中国“统一”与“分裂”交织的复杂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