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五年殖边银行红钱壹百文

民国五年（1916年）殖边银行发行的“红钱壹百文”是民国初期边疆金融与货币体系演变中的一个特殊案例，其背后涉及殖边银行的设立背景、边疆开发的金融需求以及当时复杂的货币流通环境。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殖边银行的设立背景与职能
殖边银行并非普通商业银行，而是民国初年政府为推进边疆开发与移民实边而设立的特种金融机构，带有鲜明的“国家资本”色彩。

1. 设立动因：应对边疆危机与开发需求
清末至民初，中国面临列强对边疆的渗透（如俄国对蒙古、新疆的觊觎，英国对西藏的影响），同时内地人口压力增大，“移民实边”成为稳定边疆的重要策略。但边疆地区（如东北、内蒙古、新疆）经济落后、货币混乱，缺乏统一的金融体系支持开发。为此，北洋政府试图通过设立专业银行整合资源，推动边疆实业与垦殖。

2. 成立时间与性质
殖边银行正式成立于1913年（民国二年），总行初设北京，后迁上海，在东北（哈尔滨、长春）、内蒙古（张家口、归化）、新疆（迪化）等边疆要地设分行或办事处。其章程规定以“辅助殖边实业，调剂边疆金融”为宗旨，业务范围包括发行纸币、办理存贷款、代理国库、投资实业（如垦殖、矿产、交通）等，实际承担部分“国家银行”在边疆的职能。

二、“红钱”的历史渊源与地域属性
“红钱”并非指钱币颜色为红色，而是清代以来新疆地区特有的铜钱称谓。

1. 红钱的起源
清代乾隆年间（1760年代），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因当地缺乏铜料，中央政府从内地调运“黄铜”（铜锌合金）铸造制钱，与内地“青钱”（铜铅合金）区别，因铜质偏红，故称“红钱”。红钱形制较小，面值多为“当十”“当百”（即1枚当内地10文或100文），主要在新疆流通，与内地制钱并行。

2. 红钱的流通延续
清末至民国，新疆本地红钱仍在使用，但因中央政权控制力减弱，各地军阀（如杨增新、金树仁）自行铸币，导致红钱重量、成色不一，逐渐演变为地方辅币。民国初年，新疆尚未完全统一货币体系，红钱仍是民间交易的重要媒介。

三、民国五年殖边银行“红钱壹百文”的背景
殖边银行虽以“殖边”为名，但实际业务重心受时局影响有所偏移。民国初年，北洋政府财政紧张，殖边银行一度依赖发行纸币维持运营，甚至参与政府借款，导致其信用波动。而新疆地区因地处偏远，中央金融机构难以覆盖，殖边银行试图通过发行适配当地的货币（如红钱券）介入边疆市场。

1. 发行时间与动机
“红钱壹百文”发行于1916年（民国五年），正值袁世凯称帝失败、北洋政府权威下降之际。此时新疆由杨增新统治（1912-1928年任新疆都督），推行“闭关自守”政策，限制内地货币流入，以维持本地金融稳定。殖边银行可能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合作（或单方面）发行此币，试图以“官方”名义规范红钱流通，争夺边疆金融主导权。

2. 币面设计与特征
该币为铜质辅币（或类似红钱的铜元），面值标注“壹百文”，可能模仿清代红钱“当百”形制（直径较大，文字粗犷）。币面通常印有“殖边银行”“中华民国五年”“红钱壹百文”及满文、回文（维吾尔文）等双语标识，体现边疆多民族特色。部分版别可能加刻地名（如“迪化”“伊犁”），明确流通范围。

四、历史意义与局限性
1. 积极意义：边疆金融整合的尝试
殖边银行“红钱壹百文”是中央政府首次以现代银行名义介入新疆传统红钱体系，反映了民国初年“开发边疆”的国家战略意图。其发行客观上推动了边疆货币的标准化，便利了汉、维、回等民族的贸易往来，也为后续新疆省银行的建立（1933年）积累了经验。

2. 局限性：信用不足与流通受限
由于殖边银行自身实力薄弱（依赖政府注资而非盈利），且新疆地方势力对中央金融机构存疑，该币发行后信用有限，实际流通范围可能仅限殖边银行分支机构周边。加之新疆本地军阀更倾向自铸货币（如“省票”“喀票”），殖边银行红钱未能取代传统红钱成为主流，最终随殖边银行因经营不善于1920年代停业而退出市场。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民国边疆金融史的特殊物证，“红钱壹百文”存世量稀少（因发行时间短、流通区域窄），是研究以下课题的关键实物：
- 民国初期“殖边政策”的实践效果；
- 边疆地区传统货币（红钱）向近代货币体系的过渡；
- 中央与地方在边疆金融控制权上的博弈。

总结：民国五年殖边银行“红钱壹百文”是特定历史背景下（边疆开发需求、传统货币惯性、中央与地方博弈）的产物，既体现了民国政府试图整合边疆金融的努力，也折射出当时边疆治理的复杂性与局限性。其历史价值远超钱币本身，是研究近代中国边疆经济与货币史的重要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