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一年中央银行壹百圆中央信托版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中央银行发行的壹百圆“中央信托版”纸币，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背景、设计特征与时代意义紧密关联着战时经济、金融调控及民族工业的发展，以下从多维度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抗战相持阶段的金融需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经济核心区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成以西南、西北为大后方的抗战格局。为支撑长期战争，国民政府需稳定后方金融、保障军费与民生供给，因此强化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银行的职能，通过发行法币（1935年推行）统一全国货币，但战时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加剧，迫使央行不断调整钞券面额与版别。

至1941-1942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最艰难时期：
- 军事压力：日军对西南轰炸频繁（如重庆大轰炸），同时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国际局势恶化；
- 经济困境：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1942年重庆批发物价指数较1937年上涨约20倍），原有小面额钞券（如5元、10元）已无法满足大额交易需求；
- 金融调整：1942年7月，国民政府实施“四联总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导的金融统制，加强央行对货币发行的垄断，需通过新版高面额钞券适应战时经济规模。

二、“中央信托版”的命名与发行机构
所谓“中央信托版”，指该钞券由中央信托局（简称“中信局”）参与设计或印制监造。中央信托局成立于1935年，最初为国民政府办理信托、储蓄、保险等业务的金融机构，抗战期间因物资采购、运输需求激增，其职能扩展至协助央行管理钞券印制（尤其在大后方印钞能力受限时，部分钞券委托中信局或合作工厂承印）。

此版100元券的具体印制信息显示，其可能由重庆中央信托局印钞厂（或与央行合作的印刷厂）承印，区别于早期由英国德纳罗公司（伦敦）、美国钞票公司等海外厂商印制的“英版”“美版”钞券，属于大后方自主印制的“本土版”。

三、设计与图案：战时宣传与实用主义结合
尽管具体版式细节需参考实物，但结合同期央行钞券特征，“中央信托版”100元券的设计大致体现以下特点：
- 正面主景：多采用孙中山像（战时法币常见主题，象征革命精神与政权合法性），搭配央行行徽（铜钱串与地球图案，寓意“金融统摄全球”）；
- 背面图案：可能为重庆街景、工厂或交通设施（如川江航运、成渝铁路片段），反映大后方建设与经济支撑抗战的主题；
- 文字与防伪：标注“中央银行”“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壹百圆”及“凭票即付国币壹百圆”；防伪措施较前期简化（战时资源紧张，水印、安全线等技术受限，可能仅用凹版印刷、暗记或局部花纹）；
- 色调：以蓝、棕为主（战时油墨供应有限，色彩偏沉稳）。

四、流通与历史影响
1. 应对通胀的工具：1942年100元法币的实际购买力已大幅下降（战前1937年100元可购白米约3石，1942年仅能购约0.15石），但此券的发行缓解了市场交易中“找零困难”问题，维持了后方法币体系的运转。
2. 战时经济的缩影：钞券的流通区域集中于西南（四川、云南、贵州）、西北（陕西、甘肃）等大后方，见证了民族工业内迁（如纺织、机械厂西迁重庆、昆明）、农业垦殖（推广棉花、粮食增产）及国际援华物资（通过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金融配套。
3. 版本过渡的意义：此版是央行从“低面额、多版别”向“高面额、集中版”过渡的典型，为后续1944年500元、1945年1000元法币的发行奠定了基础，也反映了战时货币体系从“稳定”到“失控”的加速过程（1945年后通胀彻底失控，法币最终被金圆券取代）。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抗战时期大后方自主印制的法币代表，“中央信托版”100元券是研究战时金融史、印刷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其存世量因战时消耗（战火损毁、后期回收）及通胀导致的快速更替而较少，尤其是品相完好者尤为珍贵，近年成为民国纸币收藏的热门品种之一。

综上，这张纸币不仅是交易的媒介，更是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体系在烽火中艰难支撑的见证，承载着民族危亡背景下经济与金融的特殊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