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八年中央银行壹仟圆金圆券中央印制厂绿票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央银行发行的壹仟圆金圆券（中央印制厂绿票），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一段剧烈动荡时期的产物。要理解其历史背景，需结合金圆券改革的起因、实施过程、崩溃结局，以及该纸币本身的发行细节和时代意义。

一、时代背景：法币崩溃与金圆券改革的“救命稻草”
1948年，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败退，经济陷入绝境：
- 法币恶性通胀：自1935年法币发行以来，因战争开支巨大，国民政府不断超发货币，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从最初的14亿元膨胀至660万亿元，物价较抗战前上涨约3492万倍，民众对法币彻底失去信任，交易甚至回归以物易物或银元本位。
- 财政破产：内战导致军费占财政支出80%以上，政府财政赤字靠印钞弥补，形成“通胀—加税—滥发”的恶性循环。

为挽救经济、稳定统治，蒋介石采纳财政部长王云五的建议，于1948年8月19日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推行“金圆券改革”：
1. 废除法币，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兑换率1:300万（即300万法币换1元金圆券）；
2. 强制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限11月20日前完成），声称“金圆券含纯金0.22217克”，有黄金储备支撑；
3. 冻结物价、工资，实行“限价政策”。

二、金圆券的崩溃：从“救命符”到“催命符”
金圆券改革初期看似“有效”——物价短暂稳定，但本质是饮鸩止渴：
- 无真实储备支撑：国民政府宣称的“黄金储备”多为虚账，实际可用于支撑金圆券的黄金极少；收兑的金银外币被大量运往台湾或用于内战，并未投入货币发行准备。
- 继续超发救急：1948年11月，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军费激增，金圆券发行额从最初规定的20亿元迅速突破100亿元；12月突破400亿元，限价政策名存实亡，物价再次疯涨（上海米价从限价后的每石40元金圆券，1949年1月涨至2000元）。
- 被迫放弃限价与无限量发行：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试图收拾残局，但已无力回天。国民政府宣布取消限价，金圆券进入“无锚滥发”阶段——截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金圆券发行额已达67.5万亿元，较1948年8月增长约33万倍，物价较1948年8月上涨约400万倍。

三、民国三十八年壹仟圆金圆券（中央印制厂绿票）的细节与历史定位
1. 基本信息
- 发行时间：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此时金圆券已濒临崩溃，是该券种发行后期的高面值品种；
- 面额：壹仟圆，属于金圆券中的大面额纸币（早期金圆券面额为1、5、10、50、100元，后期因通胀加剧，陆续发行500、1000、5000、10000、50000元甚至更高面额）；
- 印制机构：中央印制厂（国民政府在大陆的主要印钞厂，原属中国银行，后收归央行管理，负责金圆券、银圆券等核心纸币的印制）；
- 特征：“绿票”指票面主色调为绿色（不同版别金圆券颜色有别，如早期100元多为蓝色，后期高面额常用绿、棕等色区分）。

2. 历史意义
这张纸币是国民党政权经济崩溃的直接见证：
- 通胀极致的缩影：壹仟圆面额的出现，意味着金圆券的价值已贬值得一文不值——1949年5月，上海一石米的售价超过100万元金圆券，壹仟圆仅能买约0.01石米（即1公斤左右的大米都买不到），完全丧失流通功能；
- 政权合法性的丧失：金圆券的崩溃让民众彻底看清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抢购物资、拒用金圆券”成为普遍现象，加速了其在大陆统治的瓦解；
- 货币史的教训：它是中国近代史上“恶性通胀”的典型案例，证明脱离实体经济的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信用破产，也为后世货币政策提供了深刻警示。

四、结局：金圆券的终结与银圆券的短暂替代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国民政府迁往广州；5月，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解放，金圆券在这些地区被人民币取代。为维持残存统治区的金融秩序，国民政府于1949年7月在广州发行“银圆券”（以银元为本位），但仅3个月后便随政权垮台而退出历史舞台。

总结
民国三十八年中央银行壹仟圆金圆券（中央印制厂绿票），并非普通的“旧纸币”，而是1940年代末中国社会剧变的经济化石——它承载着法币崩溃后的绝望、金圆券改革的荒诞，以及国民党政权在军事失利与经济破产双重打击下的末路狂奔。透过这张纸币，我们能清晰看到：一个政权的垮台，往往先从货币的信用崩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