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贰仟伍佰圆大东书局重庆厂

“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贰仟伍佰圆大东书局重庆厂”指的是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由中央银行发行、大东书局重庆印刷厂承印的贰仟伍佰圆法币纸币。这一纸币是抗战末期国民政府货币体系剧烈波动的产物，背后关联着战时经济、通货膨胀与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特殊地位。以下从多个维度解析其历史背景与细节：

一、基础信息：时间与主体
- 发行时间：民国三十四年，即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年）。
- 发行机构：中央银行（当时中国最高金融管理机构，负责法币发行）。
- 印刷厂家：大东书局重庆厂。大东书局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出版印刷机构，1937年抗战爆发后内迁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主要的印刷力量之一，承担过法币、邮票等多种重要票证的印制任务。
- 面额：贰仟伍佰圆。需注意，此时的“圆”为法币单位（1935年法币改革后取代银元，法定单位为“圆”）。

二、历史背景：抗战末期的通胀与货币危机
要理解这张纸币的意义，需结合1940年代中国的经济环境：

1. 法币体系的崩溃前夜
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废除银本位，将白银收归国有，发行以英镑、美元为储备的法币，初期稳定了金融市场。但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军费激增、物资短缺，政府通过超发法币弥补财政赤字（据统计，1937年法币发行量约14亿元，1945年增至约1.03万亿元，8年间膨胀700余倍）。至1945年，法币已严重贬值，物价飞涨，大面额纸币开始出现（如1944年已发行500圆、1000圆纸币，1945年进一步推出2500圆）。

2. 重庆：战时经济与金融中心
1937年淞沪会战失败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陪都”），也是大后方的经济、金融枢纽。大量机关、企业、学校内迁，人口激增（从战前约30万增至1945年的120万以上），物资需求暴增；同时，日本对西南地区的轰炸（如“重庆大轰炸”）破坏了生产与运输，进一步推高物价。中央银行总行于1939年迁至重庆，在此统筹全国金融调度，因此纸币多委托重庆本地印刷厂（如大东书局重庆厂）紧急印制，以满足战时货币需求。

三、纸币的设计与特征
尽管具体版式因留存实物差异可能略有不同，但1945年中央银行贰仟伍佰圆纸币的典型设计反映了时代特征：
- 正面图案：通常以孙中山头像为主景（法币常见设计元素），辅以花纹、文字（如“中央银行”“贰仟伍佰圆”“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等），并加盖“重庆”或印刷厂标记。
- 背面：多为重庆印刷厂的英文标识（如“DADONG BOOK CO., CHUNGKING”）或防伪图案（如几何纹、微缩文字）。
- 材质与工艺：受战时物资限制（纸张短缺、油墨紧张），纸币纸质较粗糙，印刷精度低于战前，部分版本可见明显的“应急印制”痕迹（如颜色不均、线条模糊）。

四、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
这张纸币不仅是货币，更是抗战末期中国经济困境的缩影：
- 见证战时通胀：2500圆的高面额直接反映法币信用的崩塌——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重庆米价约为1937年的1500倍，法币购买力仅相当于战前的万分之一，民众需携带成捆纸币购买日用品。
- 记录重庆的战略地位：大东书局重庆厂的参与，印证了重庆作为战时印刷与金融中心的角色，以及内迁企业对支撑抗战的关键作用。
- 收藏与研究价值：作为抗战胜利年份发行的纸币，且由重庆本地厂印制，其存世量相对较少（因战时消耗、战后法币快速被金圆券取代），是研究民国货币史、抗战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在钱币收藏市场中属于“历史节点性品种”，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总结
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贰仟伍佰圆大东书局重庆厂纸币，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国民政府因战争导致恶性通胀、被迫发行大面额法币的产物。它既承载了战时经济的艰难，也见证了重庆作为陪都的特殊地位，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金融史与抗战史的鲜活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