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伍圆上海厂东北九省流通券

要理解“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伍圆上海厂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历史背景，需从发行主体（中央银行）、时间节点（1945年抗战胜利）、地域范围（东北九省）、印刷特征（上海厂）四个核心维度拆解，以下是具体历史脉络：

一、时代背景：抗战胜利后的东北金融重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此前，东北被日本殖民统治14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沦陷），伪满洲国政权发行的“满洲国圆”是当地唯一法定货币，金融体系完全服务于日本侵华需求。

为恢复对东北的主权、稳定战后经济秩序，国民政府亟需废除伪币、建立全国性货币体系在东北的流通。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关处理办法》，明确东北地区的货币整理以“中央银行券”（法币体系下的流通券）取代伪满币；同时，因东北地域广阔（当时设“东北九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辽北、安东、合江、嫩江、松江），需专门发行区域流通券以适应地方经济实际——这便是“东北九省流通券”的诞生背景。

二、“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逻辑与定位
1. 发行主体：中央银行作为国民政府的核心金融枢纽，是唯一有权发行法币及区域性流通券的机构。抗战胜利后，央行迅速在东北设立分支机构（如沈阳分行），主导货币整理工作。
2. 名称含义：“东北九省”直接对应战后的行政区划（1945-1948年间东北的省级建制）；“流通券”则强调其区域性法币补充券的属性——虽属法币体系，但仅限东北九省使用，与内地法币并行但不强制兑换（后因通胀加剧后期曾有限兑换）。
3. 发行目的：一是消除伪满币影响，切断日本对东北经济的残余控制；二是通过央行券的统一信用，整合东北分散的经济资源，配合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政治目标。

三、“伍圆券”的面额与上海厂的印刷细节
1. 面额选择：1945年的“伍圆券”属于中等偏低面额。抗战胜利初期，东北物价因伪满币崩溃和日本掠夺已陷入混乱，但央行初期试图以低面额券稳定市场（后续因恶性通胀，1946年后陆续发行拾圆、伍拾圆、壹佰圆甚至千圆以上大钞）。
2. “上海厂”的印刷背景：1945年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印钞基地（中央印制厂上海厂是央行主要印钞机构之一）。抗战胜利初期，东北本地印钞能力尚未恢复（伪满印钞厂多被破坏或接管中），因此央行紧急调用上海厂承印东北流通券，确保货币及时投放——这也是该券标注“上海厂”的原因（后期东北本地印钞厂修复后，部分券种改由东北厂印刷）。
3. 券面特征（结合实物常见设计）：通常正面印有孙中山头像（央行法币经典图案），标注“中央银行”“伍圆”“东北九省流通券”“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等字样，背面多为风景或建筑图案（如东北的松花江、沈阳故宫元素），并印有“上海厂印制”的暗记或文字说明。

四、历史命运：从“稳定工具”到“通胀牺牲品”
1. 初期作用：1945年底至1946年初，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确实暂时抑制了伪满币的黑市交易，央行通过收兑伪满币（初期规定1:1兑换，后大幅贬值）初步建立了法币信用。
2. 恶性通胀的冲击：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依赖大量发行纸币弥补军费。东北因战争破坏和经济凋敝，通胀比内地更甚——1947年东北流通券伍圆券已形同废纸，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放弃东北，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东北九省流通券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实际使用仅约3年）。
3. 历史评价：它是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的重要金融符号，见证了抗战胜利初期的政权重建努力；但也因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内战消耗，最终沦为恶性通胀的载体，反映了旧中国金融体系的根本性脆弱。

五、收藏与历史价值
作为抗战胜利后东北金融重建的第一代央行券，“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伍圆上海厂东北九省流通券”是研究1945年前后东北政治经济、货币史的关键实物资料。其稀缺性在于：发行时间短、流通区域窄、后期回收销毁彻底，目前存世多为品相一般的旧券，完整品相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和收藏意义。

简言之，这张小小的伍圆券，承载了抗战胜利后中国收回东北主权、重建金融秩序的复杂历史，也折射出旧中国在战乱与通胀中难以摆脱的经济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