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八年中央银行壹佰萬圆中华书局版金圆券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中央银行发行的壹佰万圆中华书局版金圆券，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恶性通胀”产物，其背后折射出国民党政权在解放战争末期经济崩溃的惨状。以下从发行背景、货币体系演变、券面特征、历史意义四个维度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金圆券改革的彻底失败
金圆券的诞生，源于1948年国民党政权为挽救财政危机推行的“币制改革”，但本质是掠夺民间财富、维持内战的绝望之举：

1. 法币体系的崩溃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以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纸币为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但抗战期间及战后，国民政府为支付巨额军费（如抗日战争、反共内战），无节制滥发法币：1937年法币发行量约14亿元，1945年增至10319亿元，1948年8月竟达660万亿元——较战前膨胀47万倍！物价随之疯狂上涨，以上海米价为例，1937年为每石10.74元，1948年8月已达300万元/石，法币彻底失去信用，沦为“废纸”。

2. 金圆券改革的闹剧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强制推行“金圆券改革”：
- 规定1金圆券=300万法币，与美元汇率固定为4金圆券=1美元；
- 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外币（强制兑换，违者重罚）；
- 宣布冻结物价、工资，试图“稳定经济”。

但改革目的并非救市，而是掠夺民间硬通货：据史料记载，国民党通过金圆券收兑了全国约3亿美元黄金、7000万美元外汇、2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民间贵金属储备的大部分）。然而，为支撑内战军费，金圆券发行量从1948年8月的2亿元，到1949年5月已突破67万亿元——仅9个月就膨胀33.5万倍！物价比法币时代更疯狂：上海米价1949年5月达5800万元/石（按金圆券计算），较1948年8月涨1900倍，“百万圆”大钞应运而生。

二、货币体系演变：从金圆券到银圆券的垂死挣扎
金圆券的崩溃速度远超预期，国民党不得不不断调整面值并更换币种：
- 1949年2月，金圆券发行“拾万圆”“伍拾万圆”券；
- 1949年5月，迫于市场压力，部分城市（如广州、重庆）允许银圆流通，金圆券加速贬值；
- 1949年7月，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前夕，又发行“银圆券”（1银圆券=1银圆），试图最后一搏，但此时解放军已横扫江南，银圆券未及推广便随政权覆灭。

你提到的“民国三十八年壹佰万圆中华书局版金圆券”，正是金圆券崩溃后期（1949年5—10月）的产物——此时金圆券已完全丧失货币功能，仅作为“计价符号”存在，百姓交易多以银圆、铜圆或实物（如大米、布匹）计价。

三、券面特征：中华书局版的细节
“中华书局版”指该券的印制机构为中华书局有限公司（近代中国著名文化出版机构，抗战时期曾兼营纸币印刷）。其典型特征如下：
- 面值与年份：正面印“壹佰万圆”，上方标注“中央银行”，下方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
- 图案设计：正面多为孙中山头像（民国纸币常见主题），背面多为中央银行大楼或风景图案；
- 防伪与版别：因金圆券发行混乱，不同印钞厂（如中华书局、中央印制厂等）版别差异较大，部分券种有暗记或水印（但因时间仓促，防伪措施形同虚设）；
- 尺寸与材质：大面额券尺寸通常较大（如壹佰万圆券长约16厘米、宽约8厘米），纸质粗糙，印刷模糊（反映国民党统治末期的物资匮乏）。

四、历史意义：国民党政权经济破产的铁证
这张“百万圆金圆券”并非普通货币，而是中国近代恶性通货膨胀的活化石，其历史价值在于：
1. 揭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本质：金圆券改革不是经济失误，而是有计划的经济掠夺——通过强制兑换民间硬通货，将财富转移至权贵阶层（如孔祥熙、宋子文家族），最终让普通百姓承担通胀恶果；
2. 印证解放战争的民心向背：金圆券的崩溃加剧了国统区民众的苦难（工人失业、农民破产、城市骚乱），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丧失，为解放军胜利进军提供了社会基础；
3. 见证近代货币制度的教训：它证明脱离经济实际、依靠行政强制推行的货币改革必然失败，也为新中国初期建立稳定的人民币体系提供了反面借鉴。

现状与收藏
如今，民国三十八年金圆券已成为钱币收藏市场的“冷门品类”——因其存世量较大（当时发行过多），且品相普遍较差（纸质易损），普通“壹佰万圆”券市场价格不高（数百元至千元不等，视品相和版别而定）。但它作为历史的物证，仍在无声诉说着70多年前那场“货币灾难”与政权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