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九年新疆财政厅库官票肆百文整

“民国九年新疆财政厅库官票肆百文整”是民国初期新疆地方政府发行的纸币，属于新疆近代货币史中“官票体系”的重要实物，其背后折射出清末民初新疆财政困局、币制混乱及地方政权应对通胀的历史脉络。以下从背景、发行情况、流通特征及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清末民初的新疆财政危机与币制混乱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末受列强侵略（如沙俄对新疆的经济渗透）、内部叛乱（如阿古柏之乱）及中央控制力减弱影响，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至民国初年，这种困境进一步加剧：
1. 货币体系崩溃：清末新疆主要流通“红钱”（铜钱，以“文”为单位）、“天罡银”（碎银），但各地私铸泛滥、成色不一；1907年新疆布政使王树枏曾尝试发行“新疆官钱总局”纸币（称“省票”），却因滥发迅速贬值。
2. 中央财政失控：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实际控制有限，新疆都督杨增新采取“闭关自守”政策，财政完全自主——而此时新疆需承担军费（平定内乱、边防驻军）、行政开支及偿还旧债，仅靠传统税收难以为继，发行纸币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核心手段。

二、发行主体与“民国九年”的时间定位
“新疆财政厅库官票”的发行主体是民国新疆省政府财政厅下属的“官钱局”（或“财政库”），而非中央统一发行的法币。需注意：
- 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1912—1928年），虽名义上属中华民国，但实际推行“独立财政”，财政厅直接掌控货币发行权；
- “民国九年”即1920年（民国纪年=公元纪年-1911），此时杨增新已稳定统治新疆8年，正处于“巩固边防、整顿财政”阶段，但因前期纸币滥发（如1913年“省票”已大幅贬值），仍需通过新面额官票维持财政运转。

三、“肆百文整”的特征与流通困境
1. 面额与单位：以“文”为单位（400文），延续了新疆传统红钱的计数习惯——清末新疆民间交易常用“红钱400文”约合白银1两（或“天罡银”一定重量），因此“400文”是贴近基层交易的中等面额，试图衔接传统货币认知与纸币流通。
2. 材质与设计：此类官票多为木刻版或石印纸钞（新疆本地印刷能力有限，部分可能委托内地印刷），票面通常印有“新疆财政厅库”“官票”“凭票取红钱肆百文整”“民国九年×月×日发行”“财政厅库验讫”等字样，并加盖官方印章（如财政厅长印、库官印）。
3. 致命缺陷：恶性通胀与信用破产：
杨增新时期，为解决财政赤字，财政厅持续超发官票——据史料记载，1912年新疆官票发行额约100万两，至1920年已达数千万两，“官票”价值仅为面额的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如原本400文官票仅能兑换数文红钱）。百姓对官票信任度极低，多私下以红钱、银块或俄币（因新疆与俄国贸易密切，俄币一度成为实际流通货币）交易，“官票”逐渐沦为“账面数字”，仅在政府征税、发薪时强制使用。

四、历史意义：新疆地方货币独立的缩影
1. 反映边疆治理的特殊性：民国初年中央政府对边疆控制薄弱，新疆通过自主发行货币维持财政，既是“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暴露了中央与地方财政体系的割裂；
2. 见证新疆近代经济困境：官票的滥发本质是财政赤字的产物，折射出新疆在封闭环境下发展经济的艰难——既无法依赖中央输血，又难以通过工商业积累财富，只能靠“印钞”饮鸩止渴；
3. 货币史的实物标本：“民国九年新疆财政厅库官票肆百文整”是研究新疆近代币制、财政史的直接物证，其设计、流通范围（主要在北疆城镇，南疆部分地区仍用红钱或俄币）及贬值过程，为还原当时社会经济面貌提供了细节。

补充：后续演变
1928年杨增新遇刺后，金树仁、盛世才相继主政新疆，官票体系继续恶化——1933年盛世才改革币制，废除旧官票，发行“新疆商业银行券”（简称“新币”），试图重建信用，但直至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前，新疆货币始终未摆脱通胀阴影。

综上，这枚官票不仅是民国新疆财政窘迫的见证，更承载了边疆地区在时代变局中的生存逻辑——它是“地方自主”与“财政失控”的矛盾体，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边疆经济史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