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六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库券改中国农民银行壹百圆

要理解“民国二十六年四川省政府建设库券改中国农民银行壹百圆”的历史背景，需从发行主体、时代背景、券种性质、特殊转换四个维度拆解，以下是详细梳理：

一、核心信息拆解：年份与主体
- “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1912年为民国元年，1937=1912+25）。这一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关键节点——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全国政治经济格局因战争发生剧烈变动。
- “四川省政府建设库券”：原本是四川省政府为筹集省内建设资金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库券”本质是短期或中期政府债，用于特定公共支出，如基建、实业），属于地方财政融资工具。
- “改中国农民银行壹百圆”：“改”是关键——指该券后来被中国农民银行承接、兑换或改制为农行的流通券/代用券，成为国家金融机构的信用工具。

二、时代背景：1937年的四川与金融环境
1. 抗战前夕的四川地位：
四川是抗战大后方核心，人口、资源占全国重要地位，但1930年代四川仍处于“防区制”分裂状态（各军阀割据），直到1935年国民政府才通过“川政统一”将四川纳入中央管控。此时四川省政府需资金推进省内建设（如公路、水利、实业），故发行“建设库券”筹资。

2. 抗战爆发对地方金融的冲击：
1937年七七事变后，沿海工业内迁，四川成为战时经济枢纽，但地方财政压力骤增：一方面要支援抗战，另一方面要维持地方运转。同时，中国农民银行的角色凸显——它是国民政府四大国家银行之一（另三家为中、中、交），1935年被指定为“农村金融枢纽”，负责统筹后方农村经济与货币稳定，有权承接地方金融工具以整合战时金融。

三、“建设库券改农行券”的特殊逻辑
正常情况下，地方库券与国家银行券是两套体系，但此处出现“改”，大概率源于战时金融整合需求：
- 可能性1：库券无法按期兑付，农行兜底承接
抗战爆发后，四川省政府可能因财政紧张，无法按原计划偿还库券本息，为避免地方信用崩溃，国民政府令中国农民银行介入，将未兑付的库券按面值兑换为农行发行的“壹百圆”券（即把地方债转化为国家银行信用券，增强民众信心）。

- 可能性2：库券被农行用作抵押，发行对应券种
四川省政府可能将“建设库券”抵押给中国农民银行，换取资金支持，农行则以此为基础发行等额的“壹百圆”券投入市场，既解决地方资金需求，又强化农行在西南的货币影响力。

- 可能性3：战时简化金融工具，统一流通
抗战时期物资匮乏、金融体系混乱，为减少券种、方便交易，地方政府与农行协商，将分散的地方库券“改”为国家银行券，实现区域内货币统一，提升流通效率。

四、中国农民银行与“壹百圆”券的背景
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于1933年（前身为1926年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合作练习社”），1935年币制改革后发行法币（与英镑、美元挂钩）。其发行的“壹百圆”券通常印有农行标识（如稻穗、农夫图案，体现农村金融定位），背面可能有“凭券即付国币壹百圆”等字样，代表国家信用。

将四川地方库券改为农行券，本质是将地方信用升级为国家信用，这在战时是为了稳定大后方金融秩序——避免地方债违约引发挤兑，同时让农行券借助库券的原有流通基础，快速渗透四川农村及中小城市。

五、历史意义：战时金融整合的缩影
这张券是抗战初期大后方金融整合的典型物证：
1. 反映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博弈与协作：国民政府通过国家银行承接地方债务，既强化了对四川的控制，也避免了地方金融崩溃拖累全局；
2. 体现战时金融的灵活性：为应对危机，打破常规的地方与国家金融界限，“改券”成为应急手段；
3. 见证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支撑作用：四川的资金与金融工具，通过农行券的形式融入全国战时经济体系。

补充说明：收藏与研究价值
这类“改券”因存世量少、兼具地方与国家金融双重属性，是研究抗战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资料。若券面保留完整文字（如“四川省政府建设库券”“中国农民银行兑换”等），可进一步考证具体发行时间、兑换比例等细节，但目前公开史料中关于此券的直接记载较少，多需结合1937年四川财政档案与中国农民银行年报交叉验证。

总结来说，这张券不仅是100元法币的载体，更是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四川地方财政与国家金融力量交织、战时经济整合的微观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