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一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大东版

民国三十一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大东版的历史背景与钱币解析

一、发行机构：中国农民银行的历史定位
中国农民银行（简称“农行”）是民国时期四大国家银行之一（另三家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其成立与发展紧密围绕国民政府的农村金融政策。该行前身为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旨在配合蒋介石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通过控制农村金融巩固统治；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将其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总行设南京，获准发行“法币”（1935年国民政府推行的法定货币），成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抗战期间，农行随国民政府内迁重庆，继续承担农村信贷、农业救济及战时金融调控职能，在支撑后方农村经济、稳定军粮供应等方面发挥作用。

二、发行时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时代背景
民国三十一年即公元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关键节点：
- 战争局势：日军对正面战场压力未减，同时加强了对国统区经济的封锁（如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控制东南亚，切断了中国外援通道）；国内则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因军费激增持续增发法币，至1942年，法币发行量较战前已膨胀数十倍，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加速。
- 金融政策调整：1942年，国民政府为强化金融垄断，规定中央银行统一货币发行权（此前农行等银行可发行辅币），但农行作为国家银行仍保留部分发钞职能，其发行的纸币需经央行核准，且主要用于农村地区的货币流通与战时物资采购。

三、“伍拾圆”面值：通胀下的货币面额升级
抗战初期，法币面额以1元、5元、10元为主；1938年后，随着通胀加剧，50元、100元面额纸币开始出现；至1942年，50元法币已属常见中等面额，但仍反映出当时货币购买力的急剧下降——据史料记载，1942年前后，1元法币的购买力仅相当于战前的几分之一，50元仅能购买少量生活物资（如几斤粮食）。这种面额的提升，本质是国民政府通过“名义金额扩张”应对财政赤字的手段，进一步加剧了经济混乱。

四、“大东版”：版本特征与印刷背景
“大东版”是中国农民银行纸币的一个细分版别，核心特征是由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厂印制（“大东”即指该印刷机构）。需注意的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原在上海租界内印制法币的英美系印刷厂（如德纳罗、华德路）被迫停止对国民政府供印，国民政府遂将部分印钞任务转移至内迁或在日军控制下仍可控的印刷厂，大东书局印刷厂便是其中之一（大东书局虽为民营出版机构，但在战时受命承接官方印钞业务）。

“大东版”伍拾圆纸币的设计通常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票面主景多为农业相关图案（如农夫耕作、农田水利），体现“农民银行”的职能属性；色彩以蓝、绿、棕为主，防伪措施相对简单（战时物资匮乏，防伪技术受限），常见水印或暗记（具体需结合实物鉴定）。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这枚纸币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物证，更折射出多重历史维度：
1. 战时金融的缩影：它见证了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下，通过国家银行体系维持金融运转的尝试，以及通胀失控对经济民生的破坏；
2. 农村金融的特殊角色：作为中国农民银行的发行物，它反映了国民政府试图以金融手段控制农村、保障战时粮食供应的战略意图（尽管实际效果因腐败和战乱大打折扣）；
3. 抗战史的微观载体：从上海大东书局的印刷背景，可窥见战时印钞业的迁移与重组，以及沦陷区与国统区之间复杂的经济互动。

在收藏领域，“大东版”伍拾圆因版别清晰、存世量相对适中（非极端稀有，但低于早期小面额纸币），是研究民国金融史与抗战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对爱好者而言兼具历史价值与收藏趣味。

综上，民国三十一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大东版，是1942年抗战相持阶段、通胀高企背景下，国民政府农村金融体系的产物，其背后交织着战争、经济、金融与地域政治的复杂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