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七年广东省银行兑换券壹百圆钟楼

民国七年（1918年）广东省银行兑换券壹百圆“钟楼”纸币，是民国初期广东地方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见证，其设计与发行背景深刻反映了当时广东的政治、经济与货币体系变迁。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一、发行主体：广东省银行的成立与背景
广东省银行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末的广东官银钱局（1890年代设立），但真正以现代银行形态运作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1912年，广东军政府为统一地方财政、整顿混乱的货币体系（此前广东流通银两、银元、铜元及各类私票混杂），将广东官银钱局改组为广东省银行，初始资本由政府拨款，定位为省级官方金融机构，负责发行纸币、管理国库、调节金融。

不过，1916-1917年间因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及地方军阀混战（如滇桂联军入粤），广东财政陷入危机，省银行一度停兑纸币，信用受损。1917年底陈炯明率粤军回粤稳定局势后，为恢复金融秩序，于1918年（民国七年）重新整理省银行，发行新版兑换券，“钟楼”壹百圆即为此次整理后的产物。

二、纸币设计：“钟楼”图案的历史寓意
该券最显著特征是票面主景为广州大钟楼（今中山纪念堂附近的老建筑）。广州大钟楼建于1913年，原为粤汉铁路广州总站（黄沙站）的配套建筑，因顶部设有巨型时钟（“大钟”）成为广州地标之一，象征近代化与城市文明。选择“钟楼”作为纸币图案，既体现对本地地标的认同，也暗含对金融秩序“守时守信”（准时兑付）的期望，同时呼应了民国初年追求现代化的时代风气。

票面其他元素通常包括：上方横书“广东省银行兑换券”，中间大钟楼图案，两侧或下方标注面额“壹百圆”，底部印有“中华民国七年印”及发行机构名称；部分版别可能加印防伪暗记或签名（如银行负责人签章）。

三、历史背景：民国初年的广东金融困境与币制改革
1918年前后的广东，正处于军阀割据与地方政权更迭的动荡期：
- 经济上，广东虽为通商大埠，但因战乱导致税收锐减、市场萎缩，传统银两与银元并行，私票泛滥（如各商号、钱庄发行的“花票”），物价飞涨，民众对官方纸币信任度极低。
- 政治上，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抗，需稳定后方经济支撑军事；而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则试图通过控制金融体系巩固权力。

在此背景下，广东省银行发行“钟楼”兑换券的核心目的是：重建官方货币的信用，统一混乱的币制，为军政府与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但受限于财政赤字（军费开支庞大）与白银储备不足，该券本质上仍是“虚本位”纸币——承诺可兑换银元，但实际常因挤兑无法足额兑现，最终逐渐贬值。

四、流通与命运：短期流通与历史终结
民国七年（1918年）“钟楼”壹百圆兑换券发行后，因面值较大（当时普通工人月薪仅数元），主要流通于商业大额交易与政府财政结算，普通民众接触较少。但由于广东省银行缺乏足够准备金（据记载，当时省银行库存白银仅能支撑部分兑换），加之1919年后广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如粤桂战争），纸币滥发加剧，1920年代初该券已大幅贬值，最终退出流通。

目前存世的“钟楼”壹百圆兑换券多为收藏品，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高面值纸币留存极少），更在于它是研究民国初期地方金融崩溃、军阀统治下货币体系畸形发展的关键物证。

五、历史意义：地方金融史的缩影
这张纸币浓缩了民国初年广东的复杂面貌：
- 政治层面：反映地方政权（军政府、军阀）对金融工具的利用与控制，以及中央与地方在货币发行权上的博弈（此时尚未实现全国统一币制）；
- 经济层面：暴露了近代中国地方银行“财政透支-滥发纸币-信用破产”的典型恶性循环，揭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 文化层面：通过“钟楼”这一本土符号，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城市记忆，以及民国初年社会对“秩序重建”的诉求。

综上，民国七年广东省银行“钟楼”壹百圆兑换券不仅是一张纸币，更是观察民国初期广东乃至中国近代金融、政治与社会转型的微观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