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贰拾枚(张家口)

民国十四年（1925年）西北银行发行的“贰拾枚（张家口）”铜元，是北洋政府末期西北地区货币体系的重要实物遗存，其历史背景与西北银行的设立、区域金融格局及张家口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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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背景：西北银行的成立与职能
西北银行成立于1921年，是北洋政府为整合西北地区财政、统一货币发行而设立的官方金融机构，总行初设于北京，后因业务重心转向西北，逐步在西安、兰州、张家口等地设立分行。其核心职能包括：
- 代理国库、发行纸币与铜元；
- 支持西北军政开支（如冯玉祥的国民军、甘肃督军陆洪涛等地方势力）；
- 应对西北地区的货币混乱（当时西北流通银两、制钱、私帖及各省杂币，亟需统一）。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控制华北部分地区（包括察哈尔、绥远），张家口作为察哈尔省省会（今属河北）成为北方军事与商业重镇，西北银行在此设分行，重点服务当地驻军与地方经济，遂发行“张家口”地名版铜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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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贰拾枚”铜元的定位与特征
“贰拾枚”属于铜元辅币（即“当制钱二十文”），用于补充小额交易需求。其设计特征需结合实物考证（因现存实物较少）：
- 材质：通常为红铜或黄铜，符合民国中期铜元主流工艺；
- 形制：圆形方孔（延续传统制钱形制），正面可能标注“西北银行”“贰拾枚”“中华民国十四年”及“张家口”字样，背面或为嘉禾纹、北洋龙纹或简单几何图案（具体需参考馆藏实物）；
- 特殊性：明确标注“张家口”地名，反映西北银行分支机构的地域发行属性，是研究地方金融体系的直接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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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语境：1920年代西北的动荡与金融需求
1925年前后的西北（含察哈尔）处于多重势力交织的动荡期：
- 军事层面：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奉系、直系残余在华北对峙，张家口是国民军控制的关键据点（1924年后曾短暂作为国民军与苏联联络的中转站）；
- 经济层面：西北地区因交通不便、产业薄弱，货币流通依赖“钱帖”（商家或钱庄发行的代用券）、银两及少量中央/地方铸币，通胀严重；
- 政治层面：北洋政府权威衰落，地方军阀（如山西阎锡山、陕西刘镇华）各自发行货币，西北银行作为“官办”机构，试图以统一货币稳定区域金融。

在此背景下，“贰拾枚”铜元的发行既是满足张家口地区日常交易的需要（如士兵薪饷、市井买卖），也是西北银行强化自身信用、争夺区域货币主导权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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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通与消亡：短期发行与历史局限
西北银行的货币发行并未持续太久。1926年，冯玉祥因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失利，被迫下野赴苏，西北银行失去重要政治依托；1928年北洋政府终结、国民政府统一北方后，西北银行被改组或撤销，其发行的铜元逐渐退出流通。

“贰拾枚（张家口）”铜元的实际流通时间仅约1-2年（1925-1926年），因发行量有限、流通区域狭窄（集中于张家口及周边），加之后续政权更迭导致的货币更替，存世量极少，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珍品”，也因其承载的北洋末期西北金融史信息而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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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意义
这枚铜元不仅是民国货币史的微观样本，更折射出1920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
-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西北银行试图以“国家金融机构”身份整合地方，但受制于军阀割据，最终沦为地方势力的金融工具；
-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方孔铜元的形制延续千年，却承载着近代银行信用货币的职能，反映传统货币体系向现代转型的艰难；
- 区域经济的缩影：张家口的“边贸”特性（连接华北与蒙古、俄国）使其成为金融节点，铜元的发行直接关联边疆贸易与军事驻防的经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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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贰拾枚（张家口）”铜元是特定历史时空的产物，其背后串联起北洋末期西北的政治动荡、金融探索与区域经济生态，是研究近代中国货币史与地方社会变迁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