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贰拾枚(张家口丰镇)

关于“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贰拾枚（张家口丰镇）”铜元，需结合民国时期西北金融格局、西北银行的背景及张家口、丰镇的区域地位综合分析，以下是相关历史脉络：

一、发行主体：西北银行的成立与职能
西北银行是北洋政府及后续西北地方势力主导的省级金融机构，其设立与民国初年西北地区的军事、政治需求直接相关：
- 成立背景：1919年（民国八年），为应对西北地区军费开支庞大、货币混乱的问题，北洋政府在西北督办冯玉祥等人的推动下，于北京成立西北银行筹备处；1920年（民国九年）正式开业，初期总行设在北京，后随西北军政重心迁移至张家口（因张家口是连接华北与西北的交通枢纽，也是冯玉祥“国民军”的重要基地）。
- 核心职能：作为西北地区的“中央银行”，西北银行主要负责发行纸币、代理国库、调剂地方金融，同时配合西北军事集团（如冯玉祥的国民军、阎锡山的晋系等）的财政需求。其分支机构广泛分布于陕西、甘肃、察哈尔（今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绥远（今内蒙古中部）等地，其中张家口、丰镇均为察哈尔/绥远地区的重要分行节点。

二、“民国十四年”的时代语境：西北金融的动荡期
民国十四年即1925年，此时中国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末期，西北地区局势尤为复杂：
- 政治格局：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察哈尔、绥远、甘肃等地，与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形成三足鼎立；同年10月，冯玉祥与郭松龄（奉系反奉将领）联合发动“反奉战争”，西北银行需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支持，货币发行量激增。
- 货币危机：西北地区此前流通货币杂乱（包括银元、铜元、地方私票等），西北银行虽试图统一币制，但因财政赤字严重，发行的纸币（含铜元券）常面临“信用不足”问题——尤其是小额辅币（如贰拾枚铜元券），因实际需求大但准备金有限，易出现贬值或流通受阻。

三、“张家口丰镇”的区域意义：察绥地区的金融节点
- 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的省会（1928年才改为直属河北省），也是西北银行总行所在地（1924年冯玉祥将国民军总部迁至张家口后，西北银行总行随之迁入），是西北金融体系的“中枢”，负责统筹察哈尔、绥远、山西部分地区的金融业务。
- 丰镇：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地处晋蒙交界、长城沿线，是绥远省东部的重要商贸城镇，也是西北银行察哈尔分行下辖的关键支行——丰镇支行的设立，旨在服务当地驻军（如国民军第5师）、商号及农牧民交易，解决小额货币流通需求，“贰拾枚”面额正是针对基层日常交易设计的小额辅币。

四、“贰拾枚”铜元的属性与历史价值
需注意：西北银行发行的“贰拾枚”并非金属铸造的铜元，而是纸质辅币券（民国时期“枚”是铜元券的面额单位，1枚约等于1文铜元的价值，贰拾枚即相当于20文小额购买力）。其特点如下：
- 形制特征：通常为竖版或横版印刷，票面印有“西北银行”“贰拾枚”“中华民国十四年”“张家口丰镇”等字样，可能加盖地方支行印章（如“丰镇分行”），图案多为帆船、农工图案或西北地理标识（如长城、骆驼）。
- 历史见证：这张纸币直接反映了1925年西北银行在察绥地区的基层金融运作，以及国民军控制下西北地区的货币统一尝试；同时，“张家口丰镇”的地名标注，也印证了民国时期察哈尔、绥远地区作为西北门户的区位重要性（连接华北平原与蒙古草原的商贸通道）。

五、后续命运：西北银行的终结与货币归宿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国民军在“直奉联军”进攻下战败，冯玉祥下野赴苏，西北银行因失去军政支持，总行被迫从张家口迁回北京，随后因挤兑风潮和债务危机，于1927年被国民政府下令停业清理。其在察绥地区发行的纸币（包括“贰拾枚”券）逐渐退出流通，成为研究民国西北金融史的实物标本。

总结
“民国十四年西北银行贰拾枚（张家口丰镇）”不仅是一张小额纸币，更是民国中期西北军事集团主导金融、区域动荡中货币体系构建的缩影——它见证了冯玉祥国民军在察绥的统治、西北银行对基层金融的渗透，以及张家口、丰镇在西北交通与商贸中的关键地位，是研究中国近现代金融史、区域社会史的重要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