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八年浙江地方银行壹圆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浙江地方银行发行的壹圆纸币，是中国近代地方金融史与抗日战争时期货币体系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发行逻辑与时代特征紧密关联，以下从多维度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抗战初期的金融困境与地方应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沦陷，国民政府财政体系遭受重创。至1938年，华北、华东主要产粮区与工业基地被日军控制，法币（国民政府法定货币）的发行与流通面临两大危机：
- 伪币渗透：日军在沦陷区强制推行“联银券”（华北）、 “中储券”（华中）等伪币，掠夺物资并破坏法币信用；
- 区域割裂：国统区与沦陷区经济联系中断，后方（如西南、西北）与东南沿海未沦陷省份需建立独立的地方金融体系，保障军需民用。

浙江作为东南沿海重要省份，1937年底杭州、宁波等主要城市相继失守，但浙南（温州、丽水）、浙西（天目山地区）仍属国统区或游击区。为稳定地方经济、支持抗战，浙江省政府于1938年正式成立浙江地方银行（前身为1923年成立的“浙江实业银行”，1929年改组为省营地方银行），承担发行地方货币、调控地方金融的职责。

二、浙江地方银行的定位与货币发行
浙江地方银行在抗战时期的职能远超普通商业银行，实际扮演了“地方央行”角色：
- 政策使命：根据国民政府《非常时期地方金融救济办法》，地方银行获准发行“辅币券”与“小额主币”（如壹圆券），弥补法币在大后方的不足，同时隔绝伪币对未沦陷区的侵蚀；
- 发行限制：地方币需以法币为准备金（通常按1:1比例），且不得与法币等价自由兑换（避免冲击中央货币体系），但可在本省范围内强制流通；
- 面额设计：因战时物资匮乏、物价波动，初期以辅币（5分、1角、2角）为主，1939年起逐步发行壹圆券，满足日常交易需求（当时壹圆可购大米约30斤）。

三、民国二十八年壹圆券的特征与细节
该版纸币的设计与印制体现了战时“实用优先”原则：
- 形制：横式布局，尺寸约150×80毫米，纸质较粗糙（因物资短缺，采用土纸或再生纸）；
- 图案：正面主景多为浙江地方元素，常见“六和塔”（杭州地标）、“钱塘江大桥”（1937年建成，抗战初期被炸断，象征不屈精神）或“耕织图”（体现农业立省）；背面多为几何花纹或“浙江地方银行”篆体印章；
- 文字：标注“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印”“浙江地方银行”“凭票即付国币壹圆”等字样，部分券别加盖“限浙江省内通用”红章；
- 防伪：因技术有限，主要依赖暗记（如特定位置的微缩文字）、特殊纸张纹理及编号规则（多采用数字+字母组合，如“浙字第一号”）。

四、历史意义与后续演变
1. 战时经济的“稳定器”：该券在浙南、浙西未被占领区域广泛流通，保障了军队给养、民生贸易与税收征收，支撑了浙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运转（如新四军浙东纵队的活动区域亦接受此币）。
2. 地方金融自主性的缩影：浙江地方银行的实践反映了抗战时期“中央-地方”金融协作的特殊模式——既服从国家整体战略，又保留地方灵活性，为其他省份（如四川、云南）的地方银行提供了参考。
3. 战后回收与收藏价值：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逐步收回地方币，要求按一定比例兑换法币（后因通胀严重，兑换率大幅贬值）。存世的民国二十八年壹圆券因发行量有限（估计仅数十万张）、流通损耗大，成为钱币收藏界的“抗战名品”，品相完好者市场价可达数千元至万元（视稀缺度而定）。

小结
这枚小小的壹圆券，不仅是浙江人民抗战岁月的物质记忆，更折射出近代中国金融体系在战争中的韧性——地方与中央协同、传统与现代碰撞、生存与抗争交织。它既是研究抗战经济史的“活化石”，也是民族危亡之际“金融救国”理念的微观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