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二年中国农民银行节约建国储蓄券拾圆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节约建国储蓄券”拾圆券，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动员社会资源、支持国家建设而推行的一种特殊金融凭证。其历史背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紧密相关，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相关信息：

一、发行背景：抗战时期的财政压力与储蓄动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巨大的军费开支与经济困境。为支撑长期战争并推动后方建设，政府亟需拓展资金来源。1940年后，随着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大后方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加剧（法币贬值严重），单纯依赖税收和举债已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国民政府推出“节约建国储蓄运动”，旨在通过鼓励民间储蓄，将分散的社会资金集中用于抗战建国的关键领域（如工业内迁、农业生产、交通建设等）。

中国农民银行作为国民政府特许的四大国家银行之一（另三家为中、中、交），承担了部分储蓄券的发行任务。“节约建国储蓄券”本质是强制或半强制性的储蓄凭证，兼具“集资”与“控通胀”双重功能——既吸收游资缓解财政压力，又试图通过限制流通货币量抑制物价上涨。

二、中国农民银行的角色与职能
中国农民银行成立于1933年（前身为1927年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初期以“发展农业金融”为宗旨，后因抗战需要被纳入国家金融体系核心。1942年，国民政府实施“四行专业化”（中央银行为央行，中、交、农为商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虽名义上专注农村金融，但实际深度参与战时经济调控，包括代理国库、发行债券/储蓄券、管理农贷等。

此次发行“节约建国储蓄券”，是中国农民银行响应“节约建国储蓄运动”的具体举措，体现了其在战时金融动员中的关键作用。

三、“节约建国储蓄券”的设计与特征
1. 基本属性
该券属于储蓄类证券，非法定货币（不可直接流通），但可通过银行兑换为法币或用于特定用途（如购买公债、缴纳税款），本质上是一种“有息存单”。面值拾圆（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数月的工资），设计上强调“节约”“建国”主题，传递“积少成多支援抗战”的理念。

2. 防伪与样式
受限于战时印刷技术，储蓄券多采用石印或胶印，纸质较粗糙（常见土纸或再生纸）。图案通常包含抗战元素（如士兵、农田、工厂）、孙中山像（国民政府象征）及“节约建国”标语，加盖中国农民银行印章及编号。部分券种还注明“保本保值”“到期兑现”等承诺（但因后期通胀失控，实际兑现价值大幅缩水）。

四、历史作用与局限性
1. 短期成效
“节约建国储蓄运动”在1940-1945年间确实吸纳了一定社会资金。据国民政府统计，1943年全国储蓄额较1940年增长数倍，部分资金被用于支持大后方工业内迁（如重庆、昆明等地的兵工厂、纺织厂）和农业改良（推广良种、兴修水利），对维持抗战经济有一定积极作用。

2. 根本局限
由于国民政府腐败低效、财政赤字持续扩大（依赖滥发法币弥补），储蓄券的实际信用迅速崩塌：
- 通胀侵蚀：1943年后法币恶性通胀（1945年法币发行额较1937年增长约1000倍），储蓄券的“保本”承诺沦为空文，民众被迫将储蓄券折价抛售，反而加剧了市场混乱。
- 强制摊派：部分地区基层政府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储蓄券，甚至以“抗命”为名处罚民众，引发不满。
- 资金挪用：部分储蓄资金未用于建设，而是被挪作内战军费或官僚贪腐，进一步削弱了民众信任。

五、收藏与研究价值
作为抗战时期金融史的重要实物，“节约建国储蓄券”是研究国民政府战时经济政策、社会矛盾的关键物证。目前存世多为品相一般的旧券（因战时消耗大、后期民众急于兑换），完整保存者较少。收藏市场上，其价值主要取决于稀缺性（如特殊版别、错版）、品相（是否清晰无破损）及历史意义。

总结
民国三十二年中国农民银行“节约建国储蓄券”拾圆券，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应对财政危机、动员社会资源的产物。它既反映了战时金融体系的应急创新，也暴露了国民党政权在治理效能与民生关怀上的深层缺陷。这一枚小小的储蓄券，堪称解读抗战后期中国经济与社会矛盾的一把“微观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