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九年中央储备银行壹角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壹角纸币，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日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的货币之一，其历史背景与日本侵华战争下的金融掠夺密切相关。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性质、货币特征、流通影响及历史定位等方面展开说明：

---

一、发行背景：日伪政权的金融殖民工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为彻底控制中国沦陷区经济，推行“以战养战”策略，试图通过操控金融瓦解中国抗战力量。1940年起，日本开始在华中地区扶持傀儡政权，先后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并配套建立伪金融机构以替代原有的中国法币体系，掠夺物资、套取外汇。

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1941年1月，汪伪政权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行”），作为其在华中的中央银行。但需注意：“民国二十九年”即1940年，此时中储行尚未正式成立（1941年1月才挂牌），因此严格来说，“民国二十九年中央储备银行壹角”可能存在两种可能：
- 其一，该纸币实际发行于1941年（民国三十年），但因印刷或标注误差误标为“二十九年”；
- 其二，部分早期试印样票或非正式流通券可能在1940年已出现，但未大规模发行。

结合史料，中储行正式发行纸币始于1941年，故更合理的推测是该纸币实际流通时间为1941年后，标注“二十九年”可能为笔误或特殊版本。

---

二、中央储备银行的性质：日伪政权的“金融傀儡”
中储行的设立完全受日本控制，是日本在华推行“货币战”的核心工具。其目标包括：
1. 取代法币：通过强制收兑中国法币（国民政府法定货币），削弱重庆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
2. 掠夺资源：利用中储券低价收购沦陷区的粮食、矿产等战略物资，支持日军侵略；
3. 稳定伪政权：通过发行货币制造“经济稳定”假象，巩固汪伪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日本通过“兴亚院”（日本对华殖民统治的最高决策机构）直接干预中储行的运作，行长及核心管理层多由亲日分子担任（如首任总裁周佛海，虽为汪伪要员，实则听命于日本）。

---

三、民国二十九年壹角纸币的特征
尽管具体版别需结合实物考证，但中储行壹角纸币的典型特征可归纳如下：
- 票面设计：正面通常印有孙中山头像（延续国民政府纸币传统，以降低民众抵触）、“中央储备银行”“壹角”字样及编号；背面多为花纹或“储备券”相关图案，部分版别标注“凭券即付国币壹角”或“每拾角兑换法币壹元”（后期因恶性通胀改为无兑换承诺）。
- 材质与规格：采用普通道林纸或土纸印刷（因战争导致物资匮乏，后期纸张粗糙）；尺寸较小（符合辅币特征）。
- 防伪标记：初期可能有简单水印或暗记，但因技术有限且急于发行，防伪性较弱。

需注意，不同年份（如民国三十年、三十一年）的中储券壹角在图案细节（如边框花纹、字体）或颜色（多为棕色、绿色）上略有差异。

---

四、流通与影响：恶性通胀下的“废纸”
中储券的发行以掠夺为目的，毫无准备金支撑（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记载，中储行黄金储备仅约50万两，远低于发行量）。随着战争消耗加剧，中储券迅速贬值，引发严重通货膨胀：
- 初期强制兑换：1941年中储行成立时，规定法币与中储券按1:2比例兑换（即1元法币换2元中储券），但实际收兑中常以更低比例掠夺法币资产；
- 后期失控贬值：1943年后，因日军败局渐显、物资短缺，中储券发行量激增。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中储券对法币的比价已暴跌至数千倍甚至数万倍（如1945年8月，100元法币可兑换约3000元中储券），壹角纸币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战前的几百分之一，沦为“废纸”。

这种恶性通胀导致沦陷区民众财富被洗劫，经济秩序崩溃，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

---

五、历史定位：侵略与殖民的罪证
中央储备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包括民国二十九年壹角），本质是日本侵华战争中金融殖民政策的产物，是日伪政权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破坏中国经济的铁证。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宣布中储券“非法”，限期以200:1的比例兑换法币（后因实际贬值严重调整为更优惠比例），但多数民众已因中储券破产，这一政策未能弥补损失。

如今，中储券作为抗战时期的特殊货币，是研究日本侵华经济史、沦陷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警示后人铭记历史、反对殖民掠夺的见证。

---

总结：民国二十九年中央储备银行壹角纸币（实际或为1941年后发行），是日伪政权在侵华战争中推行的金融掠夺工具，反映了日本“以战养战”的侵略本质，其历史价值远超货币本身，是近代中国遭受殖民压迫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