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十八年新疆喀什造己巳年当红钱十文背双旗

民国十八年新疆喀什造“己巳年当红钱十文”背双旗铜币的历史解析

一、钱币基本信息与形制特征
该钱币为民国时期新疆喀什地方铸造的铜质辅币，具体信息如下：
- 纪年：正面“民国十八年”（1929年），背面干支“己巳年”（1929年为农历己巳年，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重合）；
- 面值：“当红钱十文”——“红钱”是清代以来新疆地区流通的铜钱（因用红铜铸造得名，区别于内地黄铜钱），“当红钱十文”即折合10枚传统红钱的价值；
- 图案：背面“双旗”——民国初期常见的五色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铁血十八星旗（象征辛亥革命）组合，体现共和体制；
- 铸造地：喀什（今新疆喀什地区）——清末民初新疆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南疆货币流通枢纽。

二、历史背景：民国初年新疆的货币混乱与地方铸币需求
要理解这枚钱币，需结合清末至民国新疆的政治格局与货币体系演变：

1. 清末新疆的货币基础
清代新疆长期流通两种货币：一是中央铸币（如乾隆通宝“红钱”，因铜质发红得名，面文“乾隆通宝”“喀什噶尔”等，用于南疆）；二是银两、银元（如“饷银”，用于军饷与大额交易）。但晚清以降，中央权威衰落，新疆货币逐渐失控。

2. 民国初年的新疆乱局与货币危机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新疆并未立即统一于中央政权：
- 1912-1928年，新疆由杨增新统治（任都督、省长）。杨增新采取“闭关自守”政策，抵制内地货币流入，自行铸造“省票”（纸币）与少量铜元，但因技术落后、原料不足，货币供应严重短缺，民间仍大量使用旧红钱、银块甚至物物交换。
- 1928年杨增新被刺杀后，金树仁继任新疆省主席，试图改革货币，但统治腐败，加上19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冲击，新疆财政崩溃，货币贬值（“省票”大幅缩水），地方不得不自行铸造小额铜币缓解流通压力。

3. 喀什的地方铸币动因
喀什作为南疆重镇，是连接中亚与内地的枢纽，商业繁荣但货币匮乏。中央与省府无力供应足量铜币，喀什地方势力（或商会、驻军）为解决“找零难”问题，遂仿照内地“当十铜元”形制，结合本地“红钱”计价习惯，铸造了“当红钱十文”铜币——既延续传统红钱的认知，又融入民国共和符号（双旗），适应时代变化。

三、钱币细节的历史内涵
1. “己巳年”与“民国十八年”的重合
1929年为农历己巳年，钱币同时标注公元纪年与干支纪年，反映新疆地方对“传统历法”与“民国新纪元”的双重认同：既未完全摒弃清代以来的干支习惯，又承认中华民国的正统性（否则不会标注“民国十八年”）。

2. “双旗”图案的象征意义
双旗是民国初期共和政权的标志，但新疆的双旗铜币并非中央统一铸造（中央曾在天津、武昌等地铸“开国纪念币”双旗十文，但新疆未获中央铸币授权）。喀什双旗的出现，说明地方虽自铸货币，却在政治上“自认”属于中华民国，而非独立政权（如后来的“东突厥斯坦”伪政权）。

3. “当红钱十文”的地域特色
内地铜元多标“当十”“当二十”（折合制钱十文、二十文），而喀什标“当红钱十文”，直接对接本地传统红钱体系——清代红钱在喀什民间根深蒂固，地方铸币必须尊重这一习惯，否则无法流通。这体现了新疆货币“在地化”的特征：既吸收民国新元素，又保留本土传统。

四、历史定位与收藏价值
这枚钱币是民国新疆地方自治货币的典型标本，见证了三个关键历史节点：
- 中央权威弱化与地方自主：民国初年新疆远离内地，中央无力管控地方铸币，喀什自铸铜币是“地方割据”在经济上的体现；
-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红钱（传统）与双旗（现代）、干支纪年（传统）与民国纪年（现代）共存，反映新疆社会转型的滞后性与复杂性；
- 民族地区的货币融合：喀什是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汉、柯尔克孜等），铜币的流通需兼顾各民族对货币的认知，“当红钱十文”的设计正是这种融合的结果。

从收藏角度，该币存世量稀少（地方小批量铸造，且历经战乱损耗），是研究民国新疆经济史、民族关系史的“活化石”，也是中国近代货币体系中“边疆货币”的重要代表。

总结
民国十八年喀什“己巳年当红钱十文”背双旗铜币，并非一枚普通的“地方铜元”，而是民国初年新疆政治分裂、经济混乱、文化多元的缩影：它诞生于中央权威衰落的时代，承载着地方解决货币危机的需求，也折射出新疆对“中华民国”名义上的认同与事实上的自主。透过这枚小小的铜币，能看到近代边疆地区在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本土与外来的张力中艰难转型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