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十八年新疆喀什造己巳年当红钱十文背党徽

民国十八年新疆喀什造“己巳年当红钱十文”背党徽铜币的历史背景与解析

一、钱币基本信息拆解
这枚钱币的核心信息需从时间、地域、形制、图案四方面梳理：
- 时间：民国十八年（1929年），对应干支纪年“己巳年”（1929年为蛇年，干支“己巳”）。
- 地域：新疆喀什（当时为新疆省下辖的重要行政区，地处南疆，是多民族聚居、商贸往来的枢纽）。
- 形制：“当红钱十文”——“红钱”是新疆特有的铜币体系，源于清代乾隆年间在新疆铸造的“普尔钱”（圆形方孔，以“文”“钱”为单位，因用红铜铸造俗称“红钱”），清末至民国延续这一称谓，“当红钱十文”即面值相当于10文红钱。
- 图案：正面应为汉字“己巳年”“当红钱十文”及铸造地标识，背面为“党徽”（国民党党徽，即“青天白日”图案，国民党的标志性符号）。

二、历史背景：民国新疆的政治与货币环境
要理解这枚钱币，需结合1920年代新疆的特殊政局与货币需求：

1. 民国新疆的政权更迭与中央控制力薄弱
1912年辛亥革命后，新疆都督杨增新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维持地方自治；1928年杨增新被刺杀，金树仁接任新疆省主席，但统治不稳，1933年即爆发“四一二政变”，盛世才上台。1929年（民国十八年）正处于金树仁统治初期，此时新疆虽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但实际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政府对新疆的军事、财政、货币控制力极弱，地方需自行解决货币流通问题。

2. 新疆红钱体系的延续与混乱
清代新疆因与内地交通不便，长期自铸“红钱”（以“文”“钱”为单位，与内地“制钱”并行但不通用）。民国成立后，新疆仍大量沿用红钱，但因缺乏统一规范，各地（如迪化、喀什、伊犁）自行铸造，形制、重量、成色差异极大，且常掺杂杂质，导致“钱法混乱，商民交困”。1920年代，新疆虽有尝试发行“新疆银元票”“铜元券”等纸币，但纸币信用不足，民间更依赖铜质红钱。

3. 国民党中央集权与地方“党化”的象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推行“党化教育”与“中央集权”，要求地方政权体现“三民主义”符号（如党徽、国旗）。1929年前后，国民政府试图加强对边疆的控制，新疆地方政府（金树仁政权）为向中央示好或强化自身合法性，可能在货币上加入“党徽”图案——这是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治符号的被动或主动接纳，也是民国时期“中央-地方”权力博弈在货币上的缩影。

三、钱币的特殊性与历史意义
这枚钱币并非官方大规模发行的“正版”货币，而是地方试铸或私铸的可能性较大，核心依据如下：

1. 喀什铸造红钱的合理性
喀什作为南疆商业中心，本地及周边贸易对小额铜钱需求旺盛，而中央政府未向新疆投放足够制钱，因此喀什地方势力（可能是金树仁派驻的地方机构，或当地商会、军阀）自行铸造“当红钱十文”铜币，以满足流通需求。

2. “党徽”图案的矛盾性
1929年的新疆，国民党基层组织尚未深入南疆，金树仁政权对国民政府的“党化”要求响应有限。若钱币确为官方铸造，背党徽可能是为了“迎合中央”；若为私铸，则可能是仿中央货币样式（当时内地已出现背党徽的铜元），或利用“党徽”符号增强钱币可信度（民间可能误认为“中央认可”）。

但需注意：目前主流钱币学界对该币的存世量极少，且缺乏明确的官方档案记载，多数观点认为它是喀什地方为应对货币短缺而试铸的“应急币”，或因铸造工艺粗糙、流通范围有限，未成为主流货币。

3. 历史价值：见证边疆货币自主与中央-地方互动
这枚钱币虽小，却折射出多重历史维度：
- 边疆经济的自主性：新疆因地理隔绝，不得不自铸货币维持流通，反映近代边疆与内地经济联系的松散性；
- 政治符号的地方化：党徽出现在偏远地区的货币上，说明国民政府的“意识形态渗透”已触及边疆，但地方政权对符号的运用更多是形式上的妥协；
- 货币史的独特性：它融合了新疆传统“红钱”体系与民国“党化”元素，是研究“多元文化下货币演变”的典型案例。

四、总结
民国十八年新疆喀什“己巳年当红钱十文”背党徽铜币，是1920年代新疆地方政权在货币短缺、中央控制薄弱背景下，融合传统红钱体系与民国政治符号的产物。它既见证了新疆近代经济的艰难维系，也反映了中央与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上的复杂互动，是研究民国边疆史、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由于其稀缺性和特殊性，该币也成为钱币收藏领域的“冷门珍品”，承载着独特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