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年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壹角面蓝背绿

民国三十年（1941年）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壹角（面蓝背绿），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为应对经济封锁、稳定根据地金融秩序而发行的地方性合作经济组织货币，其背后承载着特定历史阶段边区的经济斗争与民生保障逻辑。以下从背景、发行主体、设计与特征、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抗战相持阶段的边区经济困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涵盖山西、察哈尔、河北交界区域）。到1941年前后，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与经济封锁加剧：一方面通过军事进攻破坏生产，另一方面推行“以战养战”政策，严禁物资流入根据地，导致边区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法币/伪币渗透等问题——法币（国民政府货币）因国民政府消极抗日、滥发纸币而贬值，伪币（如“联银券”）则是日军掠夺资源的工具，两者均严重扰乱边区金融。

为打破封锁，晋察冀边区早在1938年就成立了晋察冀边区银行，发行自主货币（边币）对抗伪币与法币。但边区地域广阔（含多个专区/行政区），基层合作社（农民、手工业者自愿联合的经济组织）在物资供应中扮演关键角色，需更灵活的“小额辅币”解决日常交易需求——于是，各行政区合作社获授权发行局部流通的“合作社流通券”，作为边币的补充。

二、发行主体：“第七行政区”与合作社的背景
晋察冀边区的行政划分随战争形势调整，“第七行政区”大致对应今河北省保定市西部（如易县、涞源、阜平一带）或山西省东北部部分区域（需结合具体史料考证，不同时期区划有变动）。该区域多为山地，是八路军的重要游击区，也是边区合作社运动较活跃的地区之一。

合作社在此时的核心功能是：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如纺纱、织布、开荒）、收购土产、供应农资与日用品，但因缺乏统一辅币，群众买卖鸡蛋、食盐等小额商品时常陷入“无钱可找”的困境。因此，第七行政区合作社联合发行流通券，仅限在本区合作社系统及附近村镇流通，用于兑换物资或支付社员股金红利，本质是“实物本位”向“信用货币”过渡的地方性金融工具。

三、钱币特征：面蓝背绿的细节与防伪考量
- 面值与版式：壹角属小额辅币，符合基层交易需求；采用“面蓝背绿”配色（正面蓝色、背面绿色），可能是为了与其他行政区流通券区分（晋察冀边区不同专区的流通券常通过颜色、图案标识差异），也便于群众识别。
- 设计元素：虽无实物高清图留存，但根据同期边区货币规律，正面可能印有边区标志性符号（如五角星、“晋察冀边区”字样）、合作社名称（如“第七行政区某某合作社”）、面值及发行时间（“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背面可能有简单的花纹或宣传语（如“团结起来，发展生产”），体现战时货币的“实用+政治宣传”双重属性。
- 材质与工艺：受限于边区印刷条件，多采用土纸石印，质地粗糙但防伪性强（如手工编号、特殊暗记），防止被伪币仿造或国民党方面破坏。

四、历史意义：战时经济的“毛细血管”
1. 稳定基层金融：作为边币的补充，解决了合作社小额交易的“找零难”，避免群众被迫使用伪币或接受“以物易物”的低效率模式，保障了根据地民生的正常运转。
2. 强化合作社信用：流通券依托合作社的物资储备发行（通常要求“发行多少流通券，就储备多少等价物资”），实质是“物资担保货币”，让群众直观感受到“钱能买到东西”，增强了对边区政权的信任。
3. 助力持久抗战：通过合作社组织生产与流通，配合流通券的使用，既解决了军需民用物资供应，又打破了日军“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成为晋察冀边区“经济抗战”的微观缩影。

五、后续命运：抗战胜利后的回收
1945年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逐步统一金融秩序，边区银行开始回收各地合作社流通券（因其仅限局部流通，回收难度较小）。至解放战争初期，这类地方性辅币基本退出市场，成为见证战时基层金融创新的“文物级货币”。

总结
这枚“民国三十年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合作社流通券壹角”，并非中央统一发行的主权货币，而是敌后抗战中“灵活应变”的经济产物——它连接着合作社的生产网络、群众的日常生计与边区的生存抗争，是理解中国共产党“战时经济智慧”与“群众路线”的生动物证。如今，它已成为红色收藏领域的重要品类，其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背后那段“用货币守护民生、用团结战胜封锁”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