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年冀中区建国县农村合作社流通券贰角

一、基本信息解析
“民国三十年”即公元1941年（1912+30-1=1941）；“冀中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下属的重要抗日根据地，涵盖今河北中部、北京南部及天津部分地区；“建国县”为抗战时期设立的县级行政区划（1940年由河北交河、献县部分区域析置，1954年撤销）；“农村合作社流通券贰角”是该根据地为活跃农村经济、抵制伪币掠夺而发行的信用货币。

二、发行背景：冀中根据地的经济斗争与金融需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平原，对沦陷区推行“以战养战”政策，通过滥发伪币（如“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掠夺物资、破坏根据地经济。冀中区作为晋察冀边区的核心粮棉产区，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需保障军需民用物资供应，另一方面要防止伪币渗透导致通货膨胀、农民破产。

为稳定根据地经济，中共冀中区委和行署采取“发展合作经济+建立自主金融体系”的策略：一方面组织农民成立农村生产合作社（兼具生产互助、物资购销功能），解决分散农户的耕牛、农具、种子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发行合作社流通券，作为合作社内部及根据地农村的辅助货币，与法币（国民政府货币）、边币（晋察冀边区银行币）形成互补，重点服务于基层交易场景。

三、建国县农村合作社流通券的特殊性
1. 发行主体：“农村合作社”的双重属性
抗战时期的“农村合作社”并非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抗日民主政权领导下的群众经济组织：
- 政治上：由村党支部或农会牵头，吸收贫雇农、中农加入，既是经济互助单位，也是动员农民参与抗战的基层组织；
- 经济上：负责收购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支援前线，同时向社员平价供应生活必需品（如盐、布），避免奸商囤积居奇。

流通券的发行，本质是将合作社的信用转化为货币信用——农民凭入社凭证或物资兑换获得流通券，可在合作社体系内购物、缴税或偿还贷款，既解决了根据地小额货币短缺问题，也强化了合作社的凝聚力。

2. 设计与防伪：朴素实用的“战时美学”
这类流通券通常设计简洁，突出抗日主题与地域特征：
- 图案元素：常见“锄头、镰刀”（象征农业生产）、“麦穗/棉花”（冀中主要作物）、“五角星”（革命标识），部分印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展合作社”等口号；
- 材质工艺：因处于战争环境，纸张多为本地土纸（如桑皮纸），印刷多用石印或木刻版，色彩单一（多为蓝、黑、红），但会通过手写编号、加盖合作社公章或负责人私章防伪；
- 面额与流通范围：贰角属于小额券，主要用于农民日常交易（如买盐、换针线），流通范围限于建国县及周边合作社网络，不可跨区域使用（避免冲击边区主币体系）。

四、历史意义：根据地金融“毛细血管”的作用
1. 打破经济封锁：伪币在冀中农村疯狂贬值（如1941年前后伪联银券100元仅能买1斤小米），流通券以合作社的实物储备（粮食、棉花）为支撑，币值相对稳定，保障了农民基本生活，避免了“谷贱伤农”或“物价飞涨”；
2. 巩固群众基础：流通券的发行让农民直观感受到“合作社是自己的”，入社积极性提高，进而支持减租减息、参军支前等抗日政策，形成“经济互助—政治认同—军事动员”的良性循环；
3. 探索新民主主义金融模式：这种“合作社+地方流通券”的模式，是中共早期对“农村普惠金融”的实践，为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银行体系的完善提供了经验（如后来的“农村信用社”雏形可追溯至此）。

五、存世与收藏现状
由于战时环境动荡，大部分流通券在使用后被回收销毁（避免伪币伪造或战后遗留扰乱金融），目前存世的“建国县农村合作社流通券贰角”极为罕见，多藏于博物馆（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或资深红色藏家手中。其收藏价值不仅在于稀缺性，更在于它是冀中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抗战精神的实物见证。

总结
这张小小的贰角流通券，背后是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金融为民、经济救国”的生动实践：它既是一张货币，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合作社运动的缩影，见证了普通农民在战火中用互助与合作守护家园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