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铜钱咸丰重宝迪化当十

“咸丰重宝迪化当十”是一种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在新疆地区铸造发行的铜钱，属于咸丰大钱体系中的地方铸币。要理解这枚钱币的历史背景，需从咸丰朝的货币危机、新疆的地方铸币传统以及“迪化”的特殊地位三个维度展开：

一、时代背景：咸丰朝的全国性货币危机
咸丰年间，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南方，军费开支激增；鸦片战争后白银外流，财政濒临崩溃。为缓解危机，咸丰三年（1853年）起，朝廷开始发行“大钱”（面值远高于制钱的铜钱），试图以虚值货币掠夺民间财富填补国库。初期中央仅在北京、户部、工部等官炉铸造“咸丰重宝”“咸丰元宝”，但很快因中央财政失控，地方各省甚至偏远地区纷纷自铸大钱，新疆便是其中之一。

二、“迪化”与新疆的地方铸币传统
“迪化”是今新疆乌鲁木齐的古称：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将乌鲁木齐定名为“迪化”，设镇西府（今巴里坤），作为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

新疆地处西北边陲，中央控制力相对薄弱，且本地铜料、银料资源丰富，因此长期有地方铸币传统：
- 清初至乾隆时期，新疆主要流通内地制钱（如顺治、康熙通宝），但部分偏远地区（如伊犁、喀什噶尔）已开始自铸“普尔钱”（圆形方孔铜钱，面值多为“当五”“当十”）；
- 道光以后，新疆各地局（如叶尔羌局、阿克苏局、库车局）逐渐扩大自铸规模，“咸丰大钱”时期更是成为地方财政自救的重要手段。

三、“咸丰重宝迪化当十”的具体信息
1. 铸造时间与背景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咸丰重宝迪化当十”铸造于咸丰四年至十一年（1854—1861年），正值新疆局势动荡之际：
- 咸丰五年（1855年），新疆爆发“张格尔后裔叛乱”（虽被镇压，但消耗大量军费）；
- 咸丰七年（1857年），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割占中国北方领土，边境压力增大；
- 此时新疆财政入不敷出，迪化当局为筹措军饷、维持行政运转，仿照中央“大钱”模式，利用本地铜料开炉铸造“咸丰重宝当十”。

2. 形制与特征
“咸丰重宝迪化当十”属新疆地方版咸丰大钱，形制上既保留中央大钱的共性，又有鲜明地域特色：
- 材质：以红铜为主（新疆本地多产红铜），部分含杂质，质地较粗糙（与中央局的精铸钱形成对比）；
- 文字：正面为汉文“咸丰重宝”，背面通常为满文或满汉文组合（常见“满文‘迪化’+汉文‘当十’”，或仅满文“迪化”，无纪局简称）；文字风格粗犷，笔画多有粘连（因手工翻砂铸造工艺限制）；
- 面值：“当十”即一枚抵十枚普通制钱，但实际含铜量远低于面值，属于典型的“虚值大钱”；
- 版别：因迪化局铸造时间短、炉次少，存世版别相对单一，主要分为“粗字版”“细字版”，部分带有明显的“新疆风味”（如文字倾斜、穿口不规整）。

3. 流通与影响
- 流通范围：主要在迪化及周边地区（今乌鲁木齐、昌吉一带）流通，因新疆地域辽阔，南疆（如喀什、和田）仍以当地局铸造的钱币为主；
- 历史作用：本质是地方政府应对财政危机的“应急货币”，虽暂时缓解了军费压力，但因虚值严重，加剧了民间通货膨胀，加重了百姓负担；
- 存世情况：因新疆气候干燥、埋藏环境稳定，部分“迪化当十”保存较好，但整体存世量远少于中央局的咸丰大钱，属于清代新疆钱币中的“中档品种”，具有一定的收藏与研究价值。

四、历史意义
“咸丰重宝迪化当十”是清代中央集权衰落与边疆地方自治强化的实物见证：它反映了咸丰朝中央财政崩溃后，地方势力通过货币发行争夺资源的历史现实；同时也体现了新疆在清代“多元一体”格局下的独特性——既受中央货币政策影响，又保持自身的铸币传统与地域特色。

对研究清代新疆经济史、货币史而言，这枚钱币是研究“咸丰大钱地方化”“新疆地方财政运作”的重要实物资料。

补充说明
需注意区分“迪化当十”与其他新疆咸丰大钱：如“叶尔羌咸丰重宝当十”“阿克苏咸丰重宝当十”，它们的背文、文字风格差异明显，核心区别在于“迪化”明确指向乌鲁木齐地区的铸造活动。此外，市场上偶见后世仿铸的“迪化当十”，需通过铜质、包浆、文字细节鉴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