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重庆)

民国三十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重庆）钱币的历史背景与解析

一、基本概况
该纸币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由中国农民银行发行，面额伍拾圆，版别标注“重庆”（即发行地或印制地）。中国农民银行是民国时期四大国家银行之一（其余为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主要承担农村金融与农业信贷职能，抗战时期因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其业务重心亦随之转移。

二、历史背景：1941年的中国与世界
民国三十年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1938—1943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键节点：
- 国内局势：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多次大规模进攻（如豫南会战、长沙会战），同时加强对大后方的经济封锁与物资掠夺；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重庆成为战时首都（“陪都”），全国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向西南集中，但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加剧。
- 国际局势：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正式参战，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联系更紧密，但前期（1941年上半年）中国仍面临孤立作战的压力，外援有限。
- 经济困境：为支撑抗战军费，国民政府大量增发货币，法币（1935年起发行的法定货币）贬值加速，物价飞涨。1941年全国多地已出现恶性通胀，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的货币流通压力巨大。

三、中国农民银行的角色与职能
中国农民银行前身为1933年成立的“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经国民政府改组为全国性银行，定位为“发展农业金融、复兴农村经济”的专业银行。抗战爆发后，其主要职能扩展为：
1. 支持战时农业生产：向大后方农民发放农贷，保障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供应（重庆所在的四川是战时重要粮仓）；
2. 代理农业金库：管理地方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农村金融秩序；
3. 发行法币与辅币：作为国家银行之一，获准发行法币，配合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但因通胀加剧，后期发行权实际被央行主导）。

1941年时，中国农民银行的总行已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在西南、西北等地设分行，成为大后方农村金融体系的核心机构。

四、该纸币的设计与特征（结合时代特点）
民国三十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重庆版）的具体设计需参考实物，但根据同期纸币共性及史料记载，其可能具备以下特征：
- 主题图案：多体现“农业立国”理念，常见元素包括稻穗、耕牛、农田、水利设施（如灌溉水车）等，呼应银行“服务农民”的定位；
- 文字标注：票面通常印有“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中华民国三十年”及“凭票即付法币伍拾圆”等字样，部分版别会注明“重庆”地名（表明发行或印制地）；
- 防伪与工艺：因战时物资紧张，纸张多为土纸或劣质道林纸，印刷技术较简陋（对比战前精制纸币），防伪措施简单（如水印、暗记较少）；
- 色彩与版式：伍拾圆属中面额，色彩可能以蓝、绿、棕为主色调，版式分横版或竖版，部分版别有行长（如1940年代初期行长为顾翊群）签名或印章。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 战时经济的见证：该纸币是1941年大后方通胀与金融动荡的直接物证——此时法币购买力已急剧下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1941年仅能买一袋面粉），伍拾圆的面额反映了当时货币贬值的严重程度，也体现了农民银行在艰难环境下维持农村金融的努力。
2. 地域与时代的印记：“重庆”标注明确了其与战时首都的关联，是研究国民政府西迁后金融布局的重要实物资料；纸币上的农业主题图案，也折射出抗战时期“以农养战”的战略需求。
3. 收藏与研究价值：作为中国农民银行抗战时期的流通券，该纸币存世量因战时消耗、后期回收等因素逐渐减少，尤其是带“重庆”地名的版别更具地域特色，是研究民国金融史、抗战经济史的珍贵藏品，对钱币收藏爱好者而言，其历史内涵远超面值本身。

总结
民国三十年中国农民银行伍拾圆（重庆）不仅是一张普通的纸币，更是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农村经济、战时金融与大后方社会生态的缩影。它承载着农民银行在艰难岁月中服务“三农”、支撑抗战的使命，也见证了法币体系下恶性通胀的无奈，是研究民国晚期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