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二年中央银行壹圆(广东)

民国十二年（1923年）中央银行壹圆纸币（广东），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特定时期、特定地域金融实践的产物，其背后关联着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权与陈炯明叛变后的复杂政治军事格局。以下从历史背景、发行主体、货币特征及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孙中山“护法运动”与广东革命政权的货币需求
1917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废弃《临时约法》，在广州发起“护法运动”，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后改称“大元帅府”），试图以广东为基地重建共和。但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广东陷入军阀割据混战。

1923年1月，孙中山联合滇桂联军击败陈炯明，重返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简称“大元帅府”），第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此时，广东虽名义上统一于革命旗帜下，但实际面临多重困境：
- 财政崩溃：长期战乱导致税收锐减，各路军阀滥发地方货币（如广东毫洋、银元券），币值混乱，物价飞涨；
- 金融主权旁落：外国银行（如汇丰、渣打）控制广东外汇与信贷，民族资本受挤压；
- 北伐筹备需要：孙中山计划整编军队、筹备北伐，急需稳定统一的货币支撑军政开支。

在此背景下，建立官方金融机构、发行本位货币成为巩固政权的迫切任务——中央银行（广东）的设立与壹圆纸币的发行，正是这一需求的体现。

二、发行主体：中央银行（广东）的短暂存在
1923年3月，孙中山以大元帅令设立中央银行，总行位于广州长堤，旨在“整理金融、发行货币、调剂市面”。这是孙中山主导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中央银行雏形（区别于此前各省自发设立的“省银行”），但因政局动荡，该行实际仅运作至1924年底：
- 人事与管控混乱：初期行长由孙中山亲信叶恭绰担任，但受滇桂联军势力掣肘，实权常被地方军阀干预；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随着黄埔军校建立与国民革命军整编，中央银行的职能逐渐被新成立的“广东省银行”（1924年8月）取代；
- 发行目的明确：核心任务是取代各地军阀滥发的杂钞，以“国币”名义统一广东货币市场，为革命政权提供财政支持。

三、货币特征：民国十二年壹圆纸币的细节
目前存世的“民国十二年中央银行壹圆（广东）”纸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 票面设计：正面主景多为孙中山肖像（或广州地标如五羊城），上方印“中央银行”四字，中间面值“壹圆”，下方标注“广东通用”；背面多为英文说明（因涉及对外汇兑），印有“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CANTON”及发行年份“1923”；
- 防伪与材质：采用当时较先进的凹版印刷，部分券别加盖“大元帅府核准”或“财政部验讫”戳记，纸质较厚（以进口道林纸为主）；
- 流通局限：因发行量有限且政权不稳，该券主要在广州及周边革命控制区流通，未及推广至全省即因银行停摆而逐渐退出市场。

四、历史意义：革命金融的尝试与局限
民国十二年中央银行壹圆纸币，是孙中山革命政权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探索，其意义与局限并存：
1. 积极意义：
- 首次尝试“国家信用货币”：区别于此前各省“省币”的地方属性，该券以“中央银行”名义发行，隐含“全国统一货币”的革命理想，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在金融领域的早期实践；
- 稳定市场的短期作用：发行后一度抑制了广东毫洋的贬值趋势，为广州商民提供了相对可靠的交易媒介，支撑了大元帅府初期的军政运转；
- 金融主权的象征：通过自主发行货币，削弱了外国银行对广东金融的控制，彰显了革命政权“经济独立”的诉求。

2. 历史局限：
- 政权根基薄弱导致失败：因滇桂联军割据、财政持续赤字，中央银行缺乏足够的黄金、白银储备作为货币信用支撑，纸币很快出现贬值（1924年市价已跌至面值的70%左右）；
- 被后续机构替代：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为适应国共合作与北伐需要，“广东省银行”取代中央银行成为广东主要金融机构，后者发行的纸币也被逐步回收销毁，存世量极少（目前属民国纸币中的“珍罕品”）。

总结
民国十二年中央银行壹圆（广东）纸币，并非普通的商业货币，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在金融领域的“战时产物”。它见证了革命政权在逆境中重建金融秩序的尝试，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军阀割据—革命统一—金融救国”的历史逻辑。尽管其流通时间短、影响范围有限，却为后来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与统一全国货币提供了早期经验，是研究民国金融史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重要实物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