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二年山西省银行伍圆(洪洞)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山西省银行发行的伍圆纸币（洪洞地名版），是民国时期地方金融史与区域货币流通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发行逻辑与时代特征紧密关联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环境及山西地方势力的特殊性。以下从多维度解析其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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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主体：山西省银行的背景与定位
山西省银行成立于1919年1月，前身为清末的“山西官钱局”，是阎锡山主导的山西地方政权为掌控金融命脉而设立的核心金融机构。其核心职能包括：统一全省货币发行、管理地方财政收支、支持实业发展（如西北实业公司）、调控区域经济。作为“省营”银行，山西省银行在阎锡山“保境安民”政策下长期保持相对独立性，尤其在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交替时期，成为山西地方经济自主运行的关键支撑。

至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山西省银行已运营14年，历经多次改组与扩张，在省内设有大量分支机构（覆盖县乡），并试图通过发行纸币强化对地方经济的渗透。此时的山西省银行虽名义上接受国民政府金融监管，但实际仍受阎锡山控制，纸币发行兼具“地方财政工具”与“区域信用货币”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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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时间与时代背景：1933年的中国与世界
民国二十二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节点：
- 国内局势：国民政府形式上完成“统一”（1928年东北易帜），但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李宗仁等）仍保有较大自治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加剧，华北危机凸显；同时，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1933年4月）和“法币改革”（1935年），试图统一全国货币，挤压地方银行生存空间。
- 山西处境：阎锡山自1929年中原大战失败后蛰伏，1930年重新主政山西，提出“造产救国”口号，重点发展工业（如太原兵工厂、西北实业公司）与交通（同蒲铁路）。此时山西需大量资金投入建设，但中央财政支持有限，故依赖地方银行（山西省银行）通过发行纸币补充流动性。
- 经济环境：1933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农村凋敝；山西虽因军事工业支撑经济相对稳定，但地方财政仍需应对军费、建设开支压力，纸币超发风险隐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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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洪洞”地名的特殊意义
纸币标注“洪洞”，指向其流通范围或发行背景与洪洞县直接相关。洪洞是山西南部大县（今属临汾市），历史悠久（因明代大槐树移民闻名），农业与手工业发达，是晋南经济重镇。山西省银行在此标注地名，可能有以下考量：
1. 区域发行标识：民国时期地方银行常采用“地名券”（即标注具体县名），用于区分不同分支机构的发行责任或流通区域，便于追溯与管理。洪洞或为山西省银行在晋南的重要业务节点（如分行所在地）。
2. 增强地方认同：标注“洪洞”可强化纸币与本地经济的绑定，提升民众对地方货币的信任度（尤其当中央货币尚未完全渗透基层时）。
3. 财政摊派需求：可能与此前山西地方为某项工程（如水利、铁路）向洪洞县摊派的“专项公债”相关，纸币作为兑换凭证或摊派工具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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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纸币的设计与特征
尽管具体版式需结合实物考证，但民国时期山西省银行伍圆券的典型特征可作推测：
- 图案元素：可能采用传统吉祥纹样（如龙、凤、山水）或山西地方符号（如晋祠、城墙），体现地域文化；部分版别会印有“山西省银行”“凭票即付国币伍圆”等字样，强调法定信用。
- 防伪技术：受限于当时印刷水平，多采用雕版印刷+手工加盖印章（如经理、出纳私章），防伪能力较弱，故后期易出现伪钞问题。
- 文字信息：正面或背面可能标注发行日期（民国二十二年）、发行机构、兑换承诺（如“十足兑现”），侧面反映当时的货币政策（如是否承诺兑换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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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影响与收藏价值
1. 地方金融缩影：此币是阎锡山“地方自治”经济政策的具体载体，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在货币发行权上的博弈——国民政府试图集权，而山西等地方势力通过银行纸币维持财政独立。
2. 经济史实证：纸币的流通状况（如是否贬值、回收时间）可印证1930年代山西的通货膨胀程度。据史料记载，山西省银行因支持实业与军费，曾出现纸币过量发行，导致1935年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后被迫逐步回收，此币或属回收前的晚期版别。
3. 收藏与研究价值：作为民国地方银行纸币的稀有品种（“洪洞”地名限定了流通范围），其存世量较少，是研究山西地方金融、区域货币史及阎锡山经济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近年被钱币收藏界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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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民国二十二年山西省银行伍圆（洪洞）纸币，不仅是金属货币向现代信用货币过渡的产物，更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互动、区域经济自主与整合矛盾的历史见证。其背后的“洪洞”印记，更将视角延伸至晋南基层社会的经济网络，为理解民国地方史的复杂性提供了微观切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