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壹仟圆孙像中央厂

“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壹仟圆孙像中央厂”是中国抗日战争末期（1945年）由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纸币，属于民国时期法币体系下的高面额流通货币。要理解其历史背景，需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及货币发行脉络展开：

一、核心信息拆解
- 时间：民国三十四年 = 公元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年）；
- 发行机构：中央银行（国民政府的核心金融机构，1935年法币改革后成为唯一发行法币的银行）；
- 面额：壹仟圆（抗战后期因通货膨胀加剧，法币面额快速攀升的典型代表）；
- 图案特征：“孙像”指纸币正面印有孙中山头像（民国纸币常见设计元素，象征革命正统性）；“中央厂”指中央印制厂（国民政府直属的专业印钞机构，1935年由上海中央银行印钞厂改组而成，抗战内迁重庆等地，负责法币、关金券等印制）。

二、历史背景：抗战末期的经济与货币危机
1945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也是法币体系濒临崩溃的关键时期，该纸币的发行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困境：

1. 战争对经济的摧毁与财政赤字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丢失了东部沿海工业区和税收重地，财政收入锐减；同时，庞大的军费开支（抗战期间军费占财政支出60%以上）导致财政赤字急剧扩大。为弥补赤字，政府只能依赖滥发纸币——法币发行量从1937年的14亿元飙升至1945年的5569亿元，膨胀近400倍。

2. 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随着法币超发，物价飞涨：1937年至1945年，全国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约2040倍（若以1937年为100，1945年8月已达204000）。低面额法币（如1元、5元）几乎失去流通价值，高面额纸币（百元、千元）成为日常交易主力。“壹仟圆”面额的发行，正是应对小额纸币无法使用的无奈之举。

3. 中央印制厂的战时角色
抗战爆发后，中央印制厂随国民政府内迁：1937年从上海迁往汉口，1938年再迁重庆，并在成都、昆明设立分厂。尽管内迁过程中设备损失严重，但为满足战时印钞需求，工厂通过进口部分设备、改造旧机器维持生产，成为支撑法币发行的“后勤保障”。“孙像中央厂”纸币正是中央印制厂在重庆等地印制的产物，见证了战时工业的艰难转型。

三、该纸币的特殊意义
1. 抗战胜利的“见证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该纸币发行于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上半年），流通时间极短（胜利后国民政府未大量回收，很快被后续货币替代），因此成为“抗战末期经济困境”的实物标本。
2. 法币崩溃的“缩影”：作为高面额法币的代表，它直观体现了国民党政权在战时经济管理上的失败——依赖印钞解决财政问题，最终引发恶性通胀，为战后经济崩溃埋下伏笔。
3. 战时金融体系的“产物”：纸币上的“中央厂”标识，反映了国民政府在战时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将印钞权集中于中央银行和中央印制厂），以及内迁工业在支撑国家金融运转中的作用。

四、后续命运：法币体系的终结
1945年胜利后，国民政府并未解决通胀问题，反而因内战爆发（1946年全面内战开始）再次陷入财政危机，法币发行量继续暴增（1948年8月达604万亿元）。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取代法币（规定1金圆券=300万法币），“壹仟圆法币”随即退出流通，成为历史文物。

总结
“民国三十四年中央银行壹仟圆孙像中央厂”纸币，不仅是一张普通的货币，更是抗日战争末期中国经济崩溃、财政失控、恶性通胀的缩影。它的诞生源于战时财政的无奈，见证了民族战争的艰辛，也预示了国民党政权在经济治理上的深层危机——而这种危机，最终成为其失去民心、走向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该纸币已成为钱币收藏市场的“抗战专题”热门品种，其历史价值远超面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