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七年中央银行伍萬圆关金中华书局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中央银行发行的伍萬圆关金券（中华书局版），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极具代表性的“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的产物。其背后关联着国民政府统治末期的经济崩溃、货币体系瓦解以及关金制度的特殊演变，以下从历史背景、关金券本质、发行情况、流通困境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历史背景：解放战争与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
1948年正值解放战争关键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军费开支急剧膨胀；同时，后方生产停滞、物资匮乏，国民政府为维持统治，不得不通过滥发纸币填补财政赤字，导致法币体系彻底崩溃。

在此之前，法币已因持续贬值失去信用：1935年法币改革后，至1947年法币发行额已从14亿元飙升至33万亿元，物价上涨超万倍；1948年8月，国民政府被迫放弃法币，推出金圆券（以1金圆券兑换300万法币的强制比率），试图挽救货币体系。但金圆券仅发行两个月便重蹈覆辙——至1948年底，金圆券发行额突破80亿元，较初始发行额（2亿元）暴涨40倍，物价飞涨至不可控，民众对纸币彻底丧失信任，转而使用银元、黄金或实物交易。

在此背景下，关金券虽非主流货币，却因国民政府试图“挽救信用”而短暂重启发行，成为通胀末期的又一缩影。

二、“关金券”的本质：从海关税征收到变相纸币
要理解关金券，需先明确其起源：

1. 早期关金券的真实用途（1931-1942年）
“关金”即“海关金单位”（Customs Gold Unit，简称CGU），最初是海关征税的计算单位，并非流通货币。1929年世界金价波动剧烈，为稳定关税收入（当时中国海关税收以白银计价，易受国际银价影响），国民政府于1930年设立“海关金单位”，规定1关金=纯金0.601866克（约值0.4美元）。1931年起，海关税款开始以关金结算，但仅作为记账单位，不对外流通。

1931年5月，中央银行首次发行关金兑换券（即关金券），面额有10分、20分、1元等，明确标注“凭票即付海关金单位×”，仅用于缴纳关税或向中央银行兑换外汇（用于进口贸易），普通民众无法使用。此时关金券的价值相对稳定，与美元挂钩（1关金≈0.4美元），本质是“外汇兑换凭证+海关专用支付工具”。

2. 后期关金券的异化：沦为普通纸币（1942年后）
1942年，国民政府因抗战军费紧张，为解决财政困难，将关金券改为流通货币：4月，财政部宣布关金券可按1:20比例兑换法币（即1关金券=20元法币），并扩大其使用范围，可用于一切公私交易。这一转变使关金券从“海关专用券”异化为普通纸币，且因兑换比例固定，实际成为国民政府变相增发货币的工具——原本仅需发行法币即可满足需求，如今却通过“关金券→法币”的兑换额外创造购买力，进一步加剧通胀。

抗战胜利后，关金券并未退出，反而继续发行，面额从最初的1元、5元逐步攀升至1000元、5000元、10000元。至1948年，随着法币、金圆券相继崩溃，关金券再次被推上“救市”前台，但此时其价值已与普通纸币无异，成为通胀的牺牲品。

三、民国三十七年伍萬圆关金券（中华书局版）的具体信息
1. 发行时间与背景
1948年3月，国民政府为应对法币暴跌，重启大面额关金券发行，其中“伍萬圆”关金券正是在此背景下推出（同期还发行了1万、2万、3万圆等面额）。此时距8月金圆券改革仅5个月，可见关金券已成为国民政府“拆东墙补西墙”的临时手段。

2. “中华书局版”的含义
关金券的印制由多家机构承担，“中华书局”是其中之一（其他如中央印制厂、大业印刷公司等）。中华书局作为近代著名文化企业，战时曾承接政府印钞业务，其印制的关金券在防伪设计上有一定特点（如水印、图案细节），但本质上与其他版本无差异——核心仍是“高面额、低信用”的通胀货币。

3. 票面设计与特征
该券正面通常印有孙中山头像（关金券常见图案）、中央银行标识、“中央银行关金伍萬圆”“凭票即付海关金单位伍萬圆整”字样，背面多为英文说明及印制机构（中华书局）标记。尺寸较大（因面额高，纸币需增大面积承载文字），纸质较差（通胀末期纸张匮乏，多使用劣质棉纸）。

四、流通困境与历史结局
1948年的伍萬圆关金券虽面额高达“五万圆”，但实际购买力极低：据史料记载，1948年上海米价约为每石（约150斤）金圆券200万元，若按关金券与金圆券的兑换关系（1948年8月前关金券仍可与法币挂钩，法币与金圆券兑换率为300万:1），1圆关金券≈20元法币≈20/300万金圆券≈0.000067金圆券，即伍萬圆关金券仅约等于3.33金圆券，连1斗米都买不到。

更讽刺的是，该券发行后不久（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即颁布《金圆券发行办法》，强制收兑法币、关金券及其他纸币，规定“1金圆券=300万法币=15万关金券”（不同资料记载略有差异，但核心是大幅贬值）。至此，关金券彻底退出流通，伍萬圆关金券从发行到作废仅存数月，成为国民政府货币体系崩溃的“见证者”。

五、历史意义：通胀末期的“货币标本”
民国三十七年伍萬圆关金券（中华书局版）的特殊性在于，它浓缩了国民政府统治末期的三大危机：
1. 财政破产：依赖滥发纸币维持统治，货币沦为“数字游戏”；
2. 制度混乱：关金券从“海关专用单位”异化为流通货币，反映货币体系的随意性与脆弱性；
3. 信用崩塌：民众对纸币彻底失去信任，实物货币回归，预示国民党政权在经济上的必然失败。

对收藏界而言，该券是研究中国近代通货膨胀史的重要实物，也是民国货币体系中“关金券异化”的典型案例；对历史研究而言，它则是观察国民政府统治晚期经济崩溃的一个微观切口。

综上，这张伍萬圆关金券不仅是张“钱”，更是1948年中国经济与社会危机的缩影——它的存在本身，就写满了国民政府“饮鸩止渴”的统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