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五年中央银行伍圆临时兑换券

民国十五年（1926年）中央银行发行的伍圆临时兑换券，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纸币。以下从发行背景、中央银行的历史脉络、该券的具体特征及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北伐战争与金融体系的动荡
1926年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关键一年（北伐始于1926年7月）。当时中国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末期，中央政府权威衰落，各地军阀割据，金融市场混乱——各省督军滥发纸币，银钱比价波动剧烈，民生困苦。

为应对财政危机和统一货币，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于1924年在广州成立“中央银行”（中国历史上的第二家“中央银行”，第一家属1912年的大清银行改组而来的中国银行？不，需明确：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的中央银行，是后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雏形；而1912年北京政府曾设“中央银行”，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另建新中央银行后，前者逐渐消亡）。

1926年北伐开始后，广州国民政府的势力向长江流域扩展，急需在控制区域内建立统一的金融体系以支撑军费和行政开支。此时发行的“临时兑换券”，本质是过渡性货币——因正式的法币制度尚未建立，且战时环境下金属本位难以维持，故以“临时兑换”为名，承诺可兑换银元或维持币值稳定。

二、中央银行的历史脉络（与该券相关的阶段）
要理解这张兑换券，需区分不同时期的“中央银行”：
1. 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1912年，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同时北京政府设立“中央银行”（总行在北京），但因政局混乱、缺乏准备金，信用极差，1928年被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停业。
2. 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1924-1927）：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创立“中央银行”，旨在为革命事业筹集资金。1926年北伐推进后，该行随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927年1月，武汉国民政府将“中央银行”更名为“湖北省银行”？不，实际是：1926年12月，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广州的中央银行改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武汉分行”，仍在发行货币）。
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年后）：1928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新的“中央银行”（以宋子文为总裁），成为国家最高金融机关，逐步垄断货币发行权（1935年法币改革后，中央银行成为唯一法币发行行）。

关键点：1926年发行的伍圆临时兑换券，属于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银行（即1924年成立的广州中央银行及其武汉分支）所发，而非1928年后的南京中央银行。

三、该兑换券的具体特征（基于史料推测）
由于民国早期纸币实物留存较少，结合同时期中央银行纸币的设计规律，其可能具备以下特征：
- 面值：伍圆（当时属于较大面值，反映战时通胀压力）；
- 图案：正面可能印有孙中山头像（革命象征）、中央银行行徽或广州/武汉的标志性建筑（如广州大元帅府、武汉黄鹤楼）；背面可能有英文说明（因涉及对外汇兑或国际形象）；
- 文字：正面中文标注“中央银行”“临时兑换券”“中华民国十五年”“伍圆”，可能加盖“广州”“汉口”等地名戳记（因北伐期间发行区域流动）；
- 防伪：采用传统水印、暗纹或印章防伪（早期纸币防伪技术有限）；
- 兑换承诺：券面注明“凭券兑换银元伍圆”或“临时通用，随时兑现”，但实际因战时财政紧张，兑现能力可能受限（类似“军用票”的性质）。

四、历史意义与研究价值
1. 见证北伐战争的金融支持：该券是国民革命军在战时推行金融统一的实物证据，反映了革命政权为解决财政困境所做的努力；
2. 反映民国早期的货币混乱：临时兑换券的发行，凸显了北洋政府垮台后，新兴革命政权在金融领域面临的挑战——缺乏稳定的本位制度和充足的贵金属储备，只能依赖“临时”手段维持货币流通；
3. 中央银行体系的演进节点：它是广州/武汉时期中央银行的货币遗存，填补了该阶段中央银行历史的实物空白，有助于梳理从地方革命金融到国家垄断金融的转变过程；
4. 收藏与文物价值：作为百年前的纸币，存世量稀少（尤其是品相完好者），是研究中国近代金融史、货币史的重要藏品，也是辛亥革命与北伐历史的直观见证。

五、补充说明：现存情况与鉴别要点
目前，该券多见于博物馆（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银行博物馆）或资深藏家手中，市场上伪品较多。鉴别需注意：
- 纸张：民国早期纸币多采用土纸或道林纸，质感粗糙，伪品常用现代纸张模仿；
- 印刷：采用石印或铜版印刷，字体、图案边缘有时代特征（如略模糊、套色不准）；
- 印章：盖有中央银行负责人或发行机构的朱红印章，伪品印章多为现代化学油墨，颜色鲜艳刺眼；
- 史料印证：需对照《中央银行史》《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等文献，确认发行时间、地点与版别。

综上，民国十五年中央银行伍圆临时兑换券不仅是张旧纸币，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金融史交织的缩影——它见证了国民政府在北伐期间的财政挣扎与金融探索，也折射出那个时代“乱世求生”的货币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