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三年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壹百文砂版都字

民国三年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壹百文（砂版“都”字）是四川地区在辛亥革命后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其背后关联着四川保路运动、军政府建立、军阀割据及货币混乱等多重历史脉络。以下从时代背景、铸造缘由、版别特征、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解析：

一、时代背景：从保路运动到四川军政府成立
1911年，清政府为筹集铁路建设资金，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并抵押给列强，引发四川全省规模的保路运动（“保路同志会”）。运动迅速演变为武装起义，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四川革命党人随即响应，于11月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结束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

但军政府初期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外部清军反扑与内部政权不稳（如12月发生“成都兵变”），二是财政极度匮乏——清朝旧币（如龙洋、制钱）因战乱退出流通，市场交易陷入“以物易物”或私铸劣币的混乱，亟需统一货币稳定秩序。

二、铸造缘由：军政府的“应急货币”与军阀扩张
为解决财政危机，四川军政府自1912年起开始铸造“军政府造四川铜币”，作为法定流通货币。其面额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一百、当二百等，材质以红铜为主，后期因铜料短缺出现“砂版”（含沙质杂质的低质铜合金）。

“民国三年”的特殊语境：严格来说，四川军政府成立于1911年（农历辛亥年），1912年为民国元年，因此“民国三年”对应的实际铸造时间约为1914年。此时四川已进入军阀割据时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试图控制四川，但被四川军阀（如熊克武、刘存厚等）击退；1914年袁世凯称帝，进一步激化地方与中央矛盾，各路军阀为扩充实力，纷纷自设造币厂滥铸铜币，导致货币版别繁杂、质量下降——“砂版”正是这一时期为降低成本而出现的劣质品种。

“都字”的含义：目前学界对四川铜币上的“都”“工”“造”等戳记尚无定论，主流观点认为可能是造币厂的暗记或地域标识（如对应四川某县、某军阀势力的铸币厂代号），也可能是后期流通中商民加盖的检验戳记（类似“验讫”标记），用于区分真伪或流通范围。“都”字具体指向仍需结合实物版别进一步考证，但它是该币独特性的重要标志。

三、版别特征：“砂版”与“壹百文”的辨识
- 材质与工艺：砂版因含沙粒，币面常可见粗糙颗粒感，文字、图案模糊（如“四川铜币”四字笔画粘连，“壹百文”面值数字边缘不规整），重量也轻于标准红铜版（标准当百文铜币约重20-25克，砂版可能不足15克）。
- 形制：正面中央为“四川铜币”四字，中心饰芙蓉花（成都别称“蓉城”的象征），上方环书“军政府造”，下方为“当制钱壹百文”；背面中央为篆书“汉”字（代表“大汉”政权），周围环绕18个小圆圈（象征当时全国18个省响应辛亥革命），底部标注“中华民国三年”。
- 稀缺性：砂版因材质低劣，流通中损耗快，且后期军阀停铸后多被回炉，留存至今的品相完好者较少，尤其是带“都”字戳记的版本更具收藏与研究价值。

四、历史意义：见证四川近代化的曲折历程
1. 政治象征：四川铜币是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胜利的实物见证，其“军政府造”“汉”字等元素，承载着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时代记忆；
2. 经济缩影：从初期的统一货币到后期的砂版滥铸，反映了四川从“军政府集权”到“军阀割据”的衰落——货币混乱本质是地方势力失控、中央财政崩溃的体现；
3. 文化载体：币面的芙蓉花、篆书“汉”字等设计，融合了四川地域文化与革命精神，是研究近代货币史、区域社会史的重要物证。

总结
民国三年军政府造四川铜币壹百文砂版“都”字，不仅是一枚普通货币，更是四川从保路运动到军阀混战这一动荡时期的“微型史书”。它见证了辛亥革命的地方实践、军政府的财政困境与军阀割据的经济乱象，也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统一与分裂”“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提供了生动案例。如今，它已成为钱币收藏界的“热门品种”，但其背后的历史厚度，远超过其市场价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