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一年定襄东霍村营业社伍分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定襄东霍村营业社发行的伍分钱，属于地方性乡村信用/流通券，其历史背景与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经济困境、基层金融自救密切相关。以下从发行背景、性质特征、历史意义三方面展开说明：

一、发行背景：民国农村的“金融崩溃”与基层自救
193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多重危机叠加期：
- 宏观经济恶化：1929年全球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如山西主要作物高粱、小麦价格较1920年代下跌约40%），农民负债累累；同时，国民党政府为应对内战和“剿共”，滥发法币前的各类纸币（如银元券），导致全国性通货膨胀初现，正规金融机构（如钱庄、银行）纷纷收缩农村业务，农村资金链断裂。
- 地方货币混乱：山西虽为阎锡山“模范省”，但基层乡村仍普遍存在“钱荒”——农民缺乏小额流通货币（铜元逐渐被搜刮，银角子短缺），而官方货币（如阎锡山的“晋钞”）在偏远乡村兑换困难，甚至被商人拒收。
- 乡村合作社的兴起：1930年代前后，受“乡村建设运动”（如梁漱溟、晏阳初的理论影响）和阎锡山“六政三事”（水利、种树、蚕桑等民生政策）推动，山西各地兴起以村为单位的“营业社”“信用合作社”，旨在整合本地资源、解决农民生产生活融资问题。定襄县（属山西省忻州市，当时为阎锡山统治核心区之一）东霍村的营业社便是此类基层组织。

二、钱币性质与特征：“村本位”的应急流通工具
1. 发行主体：东霍村营业社——由村民自发或村公所牵头成立的基层合作组织，兼具“信用互助”与“货币发行”功能（未经中央政府或省级银行批准，属于“私铸”或“地方自办”货币）。
2. 面额与材质：伍分（即0.05元），通常为纸质（少数可能为布质或油布质，因乡村造纸技术有限），尺寸较小，印刷简陋（多为木刻版或石印，图案可能仅含“定襄东霍村营业社”“伍分”“民国二十一年”及简单花纹，无复杂防伪设计）。
3. 流通范围：严格限定于东霍村及周边极小区域（如邻近几个自然村），用于村民购买日用品（如盐、火柴）、偿还小额债务或合作社内部结算，本质是“村域内的代用券”。
4. 信用基础：依赖营业社的“实物抵押”或“集体担保”——例如，营业社可能以本村的公田、牲畜或库存粮食为储备，承诺持券者可随时兑换实物或银元（但实际兑现能力极弱，多靠村民对“熟人社会”的信任维持）。

三、历史意义：民国乡村金融困境的微观缩影
1. 反映基层经济的“原子化”生存状态：东霍村营业社伍分的出现，说明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金融体系的脱节已深入到村庄层级——当国家无法提供基本的小额货币供给时，农民只能依靠“自我组织”解决交易媒介问题，体现了传统乡村“自治式金融”的最后挣扎。
2. 见证山西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局限：阎锡山的“六政三事”虽推动了合作社发展，但未触及土地兼并、封建剥削的核心矛盾，营业社的货币发行也因缺乏统一监管和抗风险能力，很快随农村经济破产而失效（多数此类乡村券在1935年法币政策推行后彻底退出流通）。
3. 民俗与收藏价值：作为罕见的“村级货币”，该券是研究民国乡村史、货币史的“活化石”，现存世量极少（多被博物馆或民间藏家收藏），其文字、图案保留了1930年代山西乡村的书写习惯与审美特征（如可能使用方言俗称或简化汉字）。

补充说明
目前公开史料中关于“定襄东霍村营业社伍分”的直接记载较少，其具体形制需参考民间收藏实物或地方档案馆的地方志、合作社档案（如《定襄县志》《山西合作运动史》可能有零星提及）。但从同类乡村券的规律推断，它大概率是1932-1935年间短暂流通，随后因货币统一或营业社解散而消失，成为民国农村“金融碎片化”的典型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