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七年中央银行伍拾圆美国钞票公司(上海改重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中央银行伍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印制，上海改重庆版）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具有特殊背景的纸币，其设计与流通反映了国民政府初期金融体系的构建、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博弈，以及抗战前夕的区域经济变迁。以下从发行背景、设计特征、历史意义三方面展开分析：

一、发行背景：国民政府的金融统一与地方挑战
1. 中央银行的成立与法币体系的铺垫
1928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中央银行（初为“大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后成为国家银行），旨在统一全国货币、整顿混乱的金融体系（此前中国存在数百家地方银行滥发纸币）。此时的中央银行虽未完全掌控货币发行权（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仍保留部分特权），但已开始尝试发行自主设计的法定纸币，以强化中央权威。

2. 美国钞票公司的角色：技术依赖与早期合作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现代纸币印制技术主要依赖外国公司（如英国华德路、美国钞票公司、日本大藏省印刷局）。美国钞票公司（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简称ABNC）成立于1795年，是全球知名的印钞企业，曾为多个国家设计纸币。1920年代末，国民政府因国内印钞能力不足（仅中央造币厂等少数机构能承印），委托ABNC为中央银行印制早期纸币，包括此次讨论的伍拾圆券。

3. “上海改重庆”的特殊含义：抗战前夕的应急调整
票面标注“上海改重庆”，需结合1930年代初的历史背景理解：
- 原计划：该券最初设计为上海印制的流通券，目标是在长江流域等主要城市发行。
- 变动原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加剧；1933年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废除银两，统一使用银元）；1935年更面临“华北事变”，东部沿海局势紧张。重庆作为西南重镇（时为四川省会，尚未成为战时陪都），因地理位置相对安全，被纳入国民政府战略布局。因此，原上海印制的纸币可能被调整流向，或直接在重庆加印/改版以适应西南地区流通需求，“上海改重庆”即为此类应急调整的痕迹。

二、设计特征：中西合璧的早期中央银行券
尽管具体票样细节需参考实物，但结合同时期中央银行与美国钞票公司合作的纸币特征，可推测该券设计特点：
- 图案元素：正面可能采用孙中山头像（国民政府推崇的革命象征）、中央银行行徽（初为圆形方孔铜钱环绕“中央银行”篆字），背面或有上海外滩建筑（如汇丰银行大楼）或重庆地标（如朝天门），体现地域关联。
- 文字信息：中文标注“中央银行”“凭票即付国币伍拾圆”“中华民国十七年印”；英文可能为“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FIFTY YUAN”，符合ABNC的国际化设计风格。
- 防伪技术：采用雕刻凹版印刷（ABNC的强项）、水印、彩色纤维丝等，但因技术限制，早期券防伪性较后期法币简单。

三、历史意义：见证金融统一与抗战前夜的转型
1. 国民政府金融集权的起点
该券是中央银行成立后首批自主发行的纸币之一，标志着国民政府试图打破地方银行割据、建立全国性货币体系的努力。尽管此时中央银行尚未完全垄断发行权（1935年法币改革后才真正实现），但此类纸币的流通为后续金融统一起到了试验作用。

2. 中外技术合作的缩影
委托美国钞票公司印制，反映了中国近代金融工业对外部技术的依赖，也体现了国民政府借助国际资源强化自身权威的策略。这种合作模式持续到1930年代中期（如1935年法币主要仍由英国华德路、美国钞票公司等承印）。

3. “上海改重庆”与区域经济的联动
票面标注的变化，暗示了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已关注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枢纽，其金融网络的构建为后来抗战时期（1937年后重庆成为陪都）的经济支撑奠定了基础，此券可视为这一布局的早期物证。

4. 流通局限性与历史过渡性
由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中国仍处于“银本位”向“法币”过渡阶段，且地方势力（如四川军阀）抵制中央货币，该券实际流通范围可能有限，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及部分受控区域，西南地区或因“改重庆”标注而有一定投放，但具体存世量稀少，是研究早期中央银行纸币的重要标本。

总结
民国十七年中央银行伍拾圆券（美国钞票公司上海改重庆版）不仅是一张纸币，更是1920年代末中国社会转型的微观见证：它承载着国民政府统一金融的理想、中外技术合作的印记，以及抗战前夕区域经济与战略调整的密码。其历史价值在于，为研究近代中国货币制度演变、金融权力博弈及战时经济准备提供了具体的实物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