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年劝业银行壹百圆票样

民国十年（1921年）劝业银行壹百圆票样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中颇具代表性的地方银行纸币实物遗存，其背后关联着民国初期的地方经济探索、币制混乱与金融改革尝试。以下从发行背景、机构性质、票样特征、历史意义等维度展开梳理：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期的“实业救国”与地方金融需求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推行“实业救国”政策，鼓励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中央财政薄弱，地方建设（如交通、工矿、农业）需依赖地方自筹资金。在此背景下，各省纷纷设立“劝业银行”，作为专门服务地方实业的金融机构——既承担普通银行的存贷汇兑功能，又肩负发行纸币辅助地方财政、支持实业项目的使命。

劝业银行的设立热潮主要集中在1910年代末至1920年代初：如直隶劝业银行（1919年）、山西劝业银行（1919年）、山东劝业银行（1920年）、浙江劝业银行（1921年）等。其中，“民国十年劝业银行壹百圆票样”未明确标注省份，但结合时间（1921年）和票样流通逻辑，最可能与浙江劝业银行或江苏/上海地区劝业金融机构相关（部分资料提及1921年前后江浙地区劝业银行曾筹划发行大面额纸币）。

二、劝业银行的性质：“官商合办”的实业金融载体
民国初年的劝业银行多为地方政府主导、吸纳商股参与的“官商合办”模式：
- 官方角色：由省政府或实业厅牵头筹备，掌控银行决策权，确保资金流向地方基建（如铁路、矿山、水利）和民生实业；
- 商股参与：吸引本地富商、钱庄入股，补充资本并增强市场信任度。

例如浙江劝业银行（1921年由浙江省实业厅发起），章程规定资本额为100万元，官股占40%、商股占60%，主要业务包括“发行兑换券（纸币）、办理实业贷款、代理省库收支”，其发行的纸币即用于支付地方工程款、收购农产品等，试图以金融手段激活区域经济。

三、“壹百圆票样”的特殊性：未正式流通的“样本券”
“票样”（又称“样票”“样本券”）是银行在新纸币发行前印制的非流通样本，主要用于：
1. 内部审批：呈送财政部、省政府或股东审核票面设计、面值、防伪等要素；
2. 同业展示：向银行公会、钱庄、商户展示样式，确认接受度；
3. 存档备案：作为发行依据留存档案。

因此，“民国十年劝业银行壹百圆票样”的核心特征是：
- 无流通痕迹：票面通常加盖“票样”“样张”“禁止流通”等红色戳记，或打孔、剪角处理，防止误用；
- 设计细节独特：正面多印有“劝业银行”“壹百圆”“民国十年”字样，搭配实业主题图案（如工厂、铁路、稻穗，呼应“劝业”宗旨）；背面可能印英文（因涉及外汇或外商业务）或防伪暗纹（如花纹、数字编码）；
- 稀缺性高：因未进入流通领域，且历经战乱（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存世量远少于正式纸币，是研究民国地方金融的重要实物。

四、历史局限性与币制背景：短暂存在与信用困境
尽管劝业银行承载着“实业救国”的理想，但其发行的纸币（含票样对应的正式券）普遍面临信用脆弱的问题：
1. 币制混乱的大环境：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未统一币制，银元、铜元、纸币并行，各省银行随意发行纸币（“省钞”），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劝业银行纸币虽定位“辅助实业”，但仍受限于地方财政实力——若银行放款过多或省库提款频繁，易引发挤兑，被迫停兑或贬值；
2. 经营能力不足：多数劝业银行缺乏专业金融人才，贷款多流向官僚资本或低效项目，难以收回本息，最终资本亏空。例如浙江劝业银行仅运营数年便因亏损于1924年停业，其发行的纸币也被迫回收销毁；
3. 政治动荡的冲击：19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地方政权更迭频繁，劝业银行常因“易主”而被新政权接管或取缔，纸币信用瞬间崩塌。

五、历史意义：见证地方金融现代化的早期尝试
民国十年劝业银行壹百圆票样虽未成为流通货币，却折射出三个重要历史维度：
1. “实业救国”的实践路径：它是地方政府试图以金融杠杆推动工业化的物证，反映了近代中国对“金融-实业”联动的早期探索；
2. 地方金融的特色化探索：区别于中央银行的“国家信用”纸币，劝业银行纸币是“地方信用”的代表，体现了民国初期“分散式金融治理”的特点；
3. 币制改革的过渡形态：其从发行到消亡的过程，揭示了北洋政府“统一币制”政策的必要性——正是地方纸币的无序发行，推动了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废除银本位，发行统一纸币）。

总结
民国十年劝业银行壹百圆票样不仅是一张未流通的纸币样本，更是民国初期地方经济焦虑与金融创新的缩影：它诞生于“实业救国”的热潮，试图以金融赋能地方，却因币制混乱、信用缺失和政治动荡夭折。如今，它作为钱币收藏领域的“冷门精品”，为研究中国近代地方金融史、实业发展史提供了鲜活的实物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