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年湖北省银行伍圆

民国三十年湖北省银行伍圆券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中地方金融史与抗战时期经济的重要实物见证，其历史背景、发行背景及收藏价值可从以下维度展开：

一、基本历史背景：民国三十年（1941年）的时代坐标
民国三十年对应公历1941年，此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相持阶段（1938年武汉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形成以西南、西北为大后方的抗战格局）。湖北作为华中战略要地，1938年武汉沦陷后，省内大部分地区被日军占领，仅鄂西、鄂北等少数区域属于国民政府控制的“后方”，而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在湖北周边活动。

这一时期的湖北经济面临双重压力：
- 日军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强制推行伪币、掠夺物资）；
- 国民政府为维持抗战开支，大量增发法币导致通货膨胀加剧；
- 地方金融机构需在“支撑地方经济、稳定民生”与“配合国家抗战金融政策”间寻求平衡。

二、湖北省银行的成立与职能演变
湖北省银行并非1941年新设，其历史可追溯至清末民初：
- 前身：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设立“湖北官钱局”，发行银两票、制钱票，旨在整顿湖北混乱的货币市场；
- 1915年：改组为“湖北省银行”，初期为省级官方金融机构，负责经理国库、发行纸币、办理存贷汇兑；
- 1927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湖北省银行被纳入国家金融体系，但仍保留一定地方发行权（需经财政部核准）；
- 抗战爆发后：1938年武汉沦陷，湖北省银行随省政府西迁恩施（鄂西重镇，成为战时省会），继续在未被日军占领的区域开展业务，成为支撑鄂西、鄂北后方经济的核心金融机构之一。

三、民国三十年伍圆券的发行背景与特点
1. 发行动因：应对通胀与战时资金需求
1940—1941年是抗战时期通胀加速的关键节点：
- 1939年起，国民政府因军费激增，开始大量发行法币（如1939年法币发行额较1937年增长3倍）；
- 1940年后，日军封锁滇缅公路，国际援华物资输入受阻，国内物资匮乏进一步推高物价；
- 湖北省银行作为地方金融机构，需通过发行辅币（伍圆券属于中低面额，用于日常小额交易）缓解市场找零困难，同时配合法币政策稳定地方物价。

2. 券面设计与防伪特征
民国三十年湖北省银行伍圆券的设计具有鲜明的战时特征：
- 正面图案：多采用“湖北地方元素”或“抗战主题”——常见图案包括武汉黄鹤楼（象征湖北地域文化）、轮船（反映长江航运对经济的重要性），或“耕织图”（强调战时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作用）；部分版本印有“湖北省银行”“凭票即付国币伍圆”“中华民国三十年印行”等字样，并加盖湖北省银行总经理或恩施总行印章；
- 背面图案：多为几何花纹或英文说明（因当时纸币需兼顾对外信用），部分版本标注“汉口”“沙市”等地名（沦陷前的主要分行所在地，体现对沦陷区经济的记忆）；
- 防伪技术：受战时条件限制，防伪手段相对简单，主要包括手工雕刻版印刷、水印（部分版本有“鄂”字或五角星水印）、特殊纸张（多为土纸或加浆纸，质地较粗糙）。

四、流通范围与历史作用
- 流通区域：主要在湖北省政府控制的鄂西（恩施、宜昌西部）、鄂北（襄阳、枣阳一带）及毗邻的川东、湘北部分地区流通，沦陷区则被日伪政权发行的“中储券”“联银券”取代；
- 实际功能：作为法币的补充，伍圆券主要用于后方农村的粮食、布匹、食盐等生活必需品的交易，缓解了因法币大额券过多导致的“小额交易不便”问题，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后方民生经济；
- 局限性：由于战时物资短缺，纸币发行准备金不足（多以法币或实物资产抵押），加之国民政府后期推行“法币集中发行权”（1942年法币发行权收归中央银行），地方银行的发行权逐渐受限，湖北省银行伍圆券的实际购买力持续贬值（1941年伍圆券尚可购买数斤大米，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不足一斤）。

五、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1. 历史意义
- 见证抗战后方金融：是研究湖北战时经济史、地方金融机构抗敌作用的实物资料，反映了“国家金融与地方金融协同支撑抗战”的历史逻辑；
- 记录地域文化传承：券面设计中的黄鹤楼、长江航运等元素，是湖北地域文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载体；
- 折射战时通胀轨迹：从伍圆券的发行到快速贬值，直观呈现了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困境与民众生活的艰辛。

2. 收藏现状
民国三十年湖北省银行伍圆券属于民国地方银行纸币中的“小众精品”：
- 存世量：因战时印制数量有限，且战后国民政府以法币兑换回收旧币，加上纸质易损，目前品相完好的伍圆券较为少见；
- 市场价值：普通品相（七品左右）单张价格约数百元至千元，极美品（九品以上）可达数千元甚至更高（具体取决于版别、品相、是否带签字/印章等特殊标记）；
- 注意要点：收藏时需辨别真伪——常见仿品多为现代机制印刷，纸质光滑、图案模糊，可通过观察水印、印刷网点、印章细节等鉴别。

总结
民国三十年湖北省银行伍圆券不仅是一张普通的纸币，更是抗战时期湖北地方社会、经济、文化的缩影：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地方金融机构支撑后方的使命，也见证了战争对经济的冲击与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如今，它作为历史的物证，为我们理解“金融与抗战”“地方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