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三十二年中央储备银行伍百圆(武汉)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中央储备银行伍百圆（武汉版）钱币的历史背景与相关信息

一、发行机构：中央储备银行的成立与性质
“中央储备银行”并非国民政府正统的中央银行（如重庆的“中央银行”），而是汪伪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为控制沦陷区经济、掠夺资源而设立的傀儡金融机构。其成立背景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政治格局直接相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扶持汉奸政权（如汪精卫伪国民政府），试图通过“以战养战”策略维持占领区的统治。金融领域是日本控制沦陷区的重要手段——通过发行伪币挤压法币（国民政府法定货币）、掠夺物资、稳定殖民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下，1941年1月6日，汪伪政权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储备银行”（简称“中储行”），总行初设南京，后在上海设立业务局，并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沦陷区设立分行或办事处。

中储行的核心职能包括：发行“中储券”（中储银行兑换券）作为伪政权的法定货币；代理伪政府财政收支；操纵沦陷区金融市场，配合日军的经济掠夺。其发行的货币完全服务于日本侵华战争和汪伪政权的财政需求，本质是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剥削工具。

二、发行时间与地域：1943年的武汉沦陷区
题目中“民国三十二年”即公历1943年，“武汉”指该纸币的流通区域或印制背景。需结合抗战时期武汉的沦陷状态理解：

- 武汉的沦陷与伪政权控制：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失败后，武汉被日军占领，成为华中沦陷区的核心城市之一。此后，武汉长期处于日军直接军事控制和汪伪政权的行政管辖之下（汪伪政权于1940年3月正式成立后，逐步将势力渗透至华中地区）。
- 中储行在武汉的布局：为强化对华中经济的控制，中储行于1941年在武汉设立分行（或办事处），负责发行、兑换中储券及管理当地金融业务。因此，1943年发行的“伍百圆（武汉）”纸币，是武汉沦陷区伪金融体系的直接产物。

三、纸币特征与流通背景：伍百圆券的特殊性
1943年处于抗战中后期，日军因战线拉长、资源消耗巨大，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更加疯狂。中储券的发行也进入恶性膨胀阶段：

- 面额与通胀：1941年中储券初发行时，面额较小（如1元、5元、10元）；但随着战争消耗加剧，伪政权为弥补财政赤字，不断加印大面额纸币。到1943年，500元、1000元等大面额券已频繁出现，反映沦陷区严重的通货膨胀（类似同期法币的贬值，但中储券因无准备金支撑，贬值速度更快）。
- 设计与防伪：中储券的设计通常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图案多为“和平建国”“东亚共荣”等伪善口号，或由日本元素（如富士山、樱花）与中国传统纹饰混合而成。部分纸币会标注“中央储备银行”“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二年”等字样，并加盖“武汉”地名或分行印章，以明确流通范围。
- 流通与掠夺：中储券强制在沦陷区流通，禁止法币使用（或压低法币兑换比价），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粮食、矿产、工业原料等战略物资，同时向民众征收苛捐杂税，导致民生极度困苦。

四、历史意义与收藏价值
这枚“中央储备银行伍百圆（武汉）”纸币，是汪伪政权与日本侵略中国罪行的实物见证，具体意义包括：

1. 揭露殖民经济掠夺：其发行背景直接关联日本“以战养战”的侵略策略，是研究抗战时期沦陷区经济史的重要物证。
2. 反映沦陷区民生困境：大面额纸币的泛滥与恶性通胀，印证了当时武汉民众在日伪统治下的贫困与苦难。
3. 收藏与研究价值：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货币，该纸币因存世量较少（部分因战后国民政府以法币回收销毁）、地域属性明确（“武汉”标识），成为钱币收藏界关注的对象，同时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教材。

总结：这枚纸币不仅是汪伪政权金融傀儡化的产物，更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经济掠夺的血腥记录。它的存在提醒我们铭记历史，警惕任何形式的殖民与分裂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