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铜钱大元通宝折十八思巴文背四决

“大元通宝”是元朝时期流通的重要货币之一，而“折十”“八思巴文”“背四决”等描述则进一步限定了其版别与特征。以下从历史背景、钱文特征、铸造情况、文化意义等方面详细解析这枚钱币的历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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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朝货币体系与大元通宝的诞生
元朝（1271—1368）是由蒙古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其货币制度既继承了中原传统，又因游牧民族的统治特点呈现出独特性。
蒙古早期以实物（如丝帛、银锭）和贝币为主，未形成统一铸币体系。忽必烈即位后（1260年），推行“汉法”，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逐步建立中央集权制度。为适应经济需求，元朝开始规范货币：
- 中统年间（1260—1264）发行“中统钞”（纸币），但因滥发导致贬值；
- 至元年间（1264—1294）虽尝试恢复铜钱，但主要依赖纸币；
- 元武宗海山（1307—1311年在位）为整顿财政、抑制纸币通胀，至大三年（1310年）正式铸造“大元通宝”铜钱，与纸币并行使用，这是元朝首次大规模发行全国性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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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折十”：大元通宝的币值与形制
“折十”指钱币的币值为十文（或当十使用），属于大钱。元朝铜钱面额多样，常见小平（一文）、折二、折三、折五、折十等，其中“折十”为大钱，尺寸较大（直径约40—45毫米），重量更重（约15—20克）。
大元通宝折十钱的铸造，反映了元朝中期试图通过大面值铜钱稳定货币体系的努力，但因元朝后期财政崩溃、纸币滥发，铜钱实际流通有限，多为象征性或纪念性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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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思巴文”：元朝官方文字的体现
钱文“大元通宝”为八思巴文（又称“蒙古新字”），这是理解此币的关键。
八思巴文由西藏高僧八思巴（1235—1280）受忽必烈委托创制，是一种拼音文字，旨在统一蒙古、汉、藏、梵等多种语言的书写，强化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1269年，八思巴文被定为元朝官方文字，用于诏旨、碑刻、官印及货币。
大元通宝的八思巴文钱文，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体现：正面为八思巴文“大元通宝”（音译“Dai Ön Tobo”，意为“大元大朝”），背面无汉字，仅以符号标记版别（如“四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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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背四决”：版别特征与铸造工艺
“背四决”指钱币背面外郭（边缘）的四角有四个向内的缺口（“决”即边缘破损或修模留下的痕迹）。这是铸造过程中因范模磨损或修整导致的特征，属于“记号钱”的一种，用于区分不同炉别或批次。
类似的版别术语还有“背四出”（四角向外延伸的纹路）、“光背”（无记号）等。背四决的具体成因可能与元代铸钱局（如中央的“宝源局”“宝泉局”或地方局）的工艺差异有关，是研究元代铸币技术的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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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
1. 政治象征：大元通宝八思巴文钱是元朝“汉蒙融合”政策的缩影——既保留蒙古统治特色（八思巴文），又延续中原“通宝”钱制传统（仿唐“开元通宝”、宋“宋元通宝”命名），体现元朝对多元文化的整合。
2. 经济见证：作为元朝少数大规模铸造的铜钱，它反映了元中期试图平衡纸币与铜钱体系的努力，也侧面印证了元朝后期因财政危机（如对外战争、赏赐无度）导致的货币混乱（后期纸币“至正钞”崩溃，民间重回实物交易）。
3. 文字活化石：八思巴文随着元朝灭亡逐渐废弃（仅保留在部分宗教文献中），大元通宝成为研究八思巴文创制与使用的重要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文字学与考古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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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大元通宝折十八思巴文背四决”不仅是一枚古代钱币，更是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载体：它见证了蒙古政权对中原制度的吸收，体现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也记录了元朝货币体系从混乱到短暂规范的历程。如今，这类钱币因存世量较少（尤其品相完好者），成为古泉收藏与研究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