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十二年陕西富秦钱局伍佰文

民国十二年（1923年）陕西富秦钱局发行的“伍佰文”铜元，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极具地方特色的珍稀品种。其背后关联着民国初年陕西的财政困境、币制混乱与地方政府的经济自救尝试，以下从发行背景、钱局沿革、钱币特征、历史意义四方面展开解析：

一、发行背景：民国初年的陕西财政与币制乱象
辛亥革命后，陕西作为西北革命核心区，长期面临战乱（如1912-1927年的军阀混战）、经济凋敝与中央管控薄弱的问题。北洋政府时期，中央财政无力统一币制，地方各省（尤其是内陆省份）为缓解军费压力、弥补财政赤字，纷纷自设造币厂或钱局，发行各类“土法上马”的地方货币——铜元便是其中最常见的形式。

陕西因铜料匮乏、工业基础薄弱，早期依赖四川、湖北等省输入铜元流通；但随着军阀割据加剧，外省铜元输入受阻，省内出现“钱荒”，物价飞涨。为稳定金融、筹措军政费用，陕西省当局决定设立本地造币机构，发行大面额铜元以应急。

二、富秦钱局的沿革与职能
“富秦”之名源于陕西古称“秦地”，取“富国强秦”之意，寄托了对地方经济的期望。富秦钱局并非独立机构，实为陕西省财政厅下属的造币专管部门，依托陕西机器局（清末创办的军事工业，民初转型为综合工厂）的设备开展铸币业务。

其成立时间约在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正值陕西督军冯玉祥（1921-1925年任陕西督军）主政时期——冯玉祥为整顿陕西财政，推行“开源节流”政策，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恢复地方铸币权，解决“钱荒”问题。富秦钱局的设立与冯玉祥的财政改革直接相关。

三、“民国十二年伍佰文”铜元的特征与性质
1. 形制与规格
该币为大型机制铜元（直径约4.5-5厘米，重量约100-150克），远超普通十文、二十文铜元，是当时为解决“小额货币不足、大额交易不便”而推出的“折当性”货币（即一枚伍佰文可抵500枚普通十文铜元使用）。

正面通常铸有：
- 中心图案：多为“嘉禾纹”（象征农业丰收）或“交叉五色旗/十八星旗”（辛亥革命标志）；
- 外围文字：上环“中华民国十二年”，下环“陕西富秦钱局”；
- 面值标识：显著标注“伍佰文”三字。

背面常见：
- 中心为“团龙纹”或“嘉禾环绕地球图”（体现时代特色）；
- 部分版别铸有英文或满文（但陕西本地币较少见外文，以汉字为主）。

2. 材质与工艺
因陕西缺乏精炼铜料，该币多采用黄铜或杂铜铸造（含铅、锡等杂质），质地较脆，易磨损；工艺上虽为机器压制，但因设备老旧（多沿用清末陕西机器局的老机器），图案细节较模糊，边齿也常出现“毛边”“错版”等现象，体现了地方小厂的局限性。

3. 本质：“掠夺性货币”与财政工具
民国十二年陕西的“伍佰文”铜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流通货币”，而是地方政府变相敛财的工具：
- 币值虚高：当时普通铜元十文约合银元0.01元，五百文理论价值应为0.5银元，但实际因铜料成本低廉（铸造一枚伍佰文铜元的铜料成本仅约0.05-0.1银元），陕西当局通过“大面值+低成色”的方式，向市场投放远超实际价值的货币，变相掠夺民间财富以充军费；
- 强制流通：富秦钱局联合地方军阀，规定“伍佰文”为法定本位币之一，禁止拒收，甚至用其发放军饷、征收赋税，导致市场上货币供应量骤增，物价飞涨（据《陕西通志》记载，1923年西安米价较1920年上涨3倍，与滥发大面额铜元直接相关）。

四、历史意义与结局
1. 反映民国地方币制的缩影
“伍佰文”铜元是北洋政府时期“弱中央、强地方”格局的典型产物——中央无法控制地方铸币，各省（尤其内陆省）为财政自保滥发货币，最终导致全国性币制崩溃。陕西的案例说明，缺乏统一监管的“地方币制”只会加剧经济混乱，而非解决问题。

2. 短暂流通与迅速消亡
由于币值严重虚高、民众抵制（百姓多将其熔毁取铜或拒绝使用），“民国十二年伍佰文”仅流通了1-2年（至1924年冯玉祥离陕后，新任督军刘镇华停止发行），便被市场自发淘汰。目前存世的该币多为“未流通品”或“窖藏品”，因发行量少、流通时间短，成为中国近代铜元中的“大珍”（据《中国铜元目录》统计，存世量不足百枚）。

3. 对陕西后续币制的影响
富秦钱局的失败，促使陕西后来转向与中央合作：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推行“废两改元”与“法币政策”后，陕西逐步停止使用地方铜元，纳入全国统一货币体系。但“伍佰文”作为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仍成为研究陕西近代经济史、军阀财政的重要实物证据。

总结
民国十二年陕西富秦钱局“伍佰文”铜元，不仅是一枚珍稀钱币，更是一部浓缩的“陕西民国财政史”——它见证了军阀混战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暴露了滥发货币的恶果，也为我们理解近代中国“币制统一”的艰难历程提供了生动案例。如今，它更多以文物身份存在，默默诉说着那个动荡年代的经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