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年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伍圆

“民国二十年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伍圆”是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为筹集军费而发行的一种地方债券（库券），其背后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背景。以下从多个维度梳理其相关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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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信息：时间与发行主体
- 时间：“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1912年为民国元年，1931=1912+19）。
- 发行主体：广东省政府（当时主政者为陈济棠，1929-193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广东省政府主席，掌控广东军政大权）。
- 性质：“军需库券”属于地方政府为应对军事开支发行的短期债务凭证，承诺到期还本付息，本质是强制或半强制流通的“类货币”，兼具财政融资与战时经济调控功能。
- 面额：伍圆（5元），是当时普通民众日常交易的重要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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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背景：1930年代初的广东与全国局势
1931年的中国处于多重危机交织期，广东的特殊地位与陈济棠的统治策略直接推动了此次库券的发行：

1. 全国层面：内战与国难叠加
193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年份：
- 中原大战余波：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军阀的“中原大战”虽以蒋胜告终，但中央与地方势力矛盾未消，各省仍需扩军自保。
- 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民族危机加剧，国民政府需统筹全国军费抗日，但地方军阀仍各自为政，广东作为独立性强的地方势力，需自行承担部分防务开支。

2. 广东层面：陈济棠的“治粤”与军事扩张
陈济棠自1929年主政广东后，推行“粤人治粤”政策，强化对广东的控制，并提出“三年经济建设计划”（1933-1935），试图将广东建成独立的经济军事体系。为支撑这一目标，他需大量资金用于：
- 整编军队：陈济棠将粤军扩编为5个军（约10万人），购置武器、修建兵营；
- 对抗中央与其他军阀：尽管1931年宁粤分裂（因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引发粤方反蒋）暂时缓和，但广东仍需防范中央军渗透及周边桂系威胁；
- 维持地方统治：包括镇压工农运动（如中共领导的东江、琼崖根据地）、稳定社会秩序。

3. 财政困境：税收不足与军费压力
广东虽为经济较发达省份（尤其是侨汇、贸易和实业），但陈济棠的扩张政策导致财政支出激增。1930年代初，广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田赋、关税、盐税及华侨汇款，但军费占比常超50%，常规税收难以覆盖，需通过发行库券、公债或加征苛捐杂税弥补缺口。“第二次军需库券”即在此背景下推出（推测此前已有“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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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库券的具体设计与流通
此类军需库券通常具备以下特征（结合同时期广东类似债券推断）：
- 形制：纸质，尺寸约15×25厘米，印有孙中山像、“广东省政府”“军需库券”字样，标注面额“伍圆”、发行日期（1931年）、还本付息条款（如“五年还本，年息六厘”）及防伪标识（骑缝章、编号）。
- 担保与强制流通：以广东全省田赋、关税或某项专款（如沙田税）作抵押，并规定“持券可抵纳赋税、市场交易”，实际具有法币功能，强制民间接受。
- 发行规模：具体数额无明确记载，但参考同期广东公债（如1931年“建设公债”300万元），军需库券规模可能达数百万元，用于当年军费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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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影响与评价
1. 短期作用：缓解财政危机，支撑陈济棠统治
库券发行后，广东政府短期内获得了急需的军费，巩固了陈济棠对军队的掌控，为其后续推进经济建设（如修公路、办学校、兴实业）提供了基础。1930年代前期，广东一度出现“黄金时代”，与库券等融资手段的支持不无关系。

2. 长期隐患：加重民众负担，激化社会矛盾
军需库券本质是通过透支未来税收转嫁危机，还本付息最终依赖加征赋税或摊派。1930年代广东农民田赋已预征数年（如“民国二十四年田赋”），工商业者亦受重税盘剥，民众生活困苦，间接激化了阶级矛盾（如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持续活跃）。

3. 时代缩影：地方军阀的“独立财政”逻辑
陈济棠发行库券是民国时期“弱中央、强地方”格局的典型体现。地方军阀为维持割据，常以“军需”“建设”为名滥发债券，既缺乏有效监管，又忽视民生，最终导致财政信用崩溃（抗战爆发后，此类库券多成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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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藏与现状
由于发行量有限且历经战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民国二十年广东第二次军需库券伍圆”存世量稀少，成为研究民国地方财政史、军事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目前多见于博物馆（如广东省博物馆）、钱币收藏市场或学术研究，品相完好者价值较高，兼具历史与文物双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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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这张库券不仅是5元的“纸片”，更是1930年代广东地方势力在国难与内争中挣扎求存的见证，折射出近代中国“分裂与整合”“救亡与发展”的复杂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