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纸币民国二十七年上党银行伍角

民国二十七年上党银行伍角：红色金融与抗战历史的见证

一、基本背景：发行机构与时代语境
“上党银行”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核心地带——上党地区（今山西长治及周边区域）设立的红色金融机构，其发行的“伍角”纸币是晋冀鲁豫边区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上党”的地理与战略意义：上党地区因“居太行之巅，地形最高与天为党”得名，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抗战胜利后，这里爆发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国共重庆谈判期间的军事冲突），但上党银行的设立更早，可追溯至抗战相持阶段的根据地建设。
- 发行时间“民国二十七年”的特殊性：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此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军虽占领华北主要城市，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在敌后开辟广阔根据地，上党地区作为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南部门户，亟需建立独立金融体系打破日伪经济封锁。

二、上党银行的成立与职能
上党银行的成立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晋冀鲁豫边区金融统一进程的产物：
- 前身与整合：1938年后，太行区各根据地曾出现多个小型信用合作社或地方银行（如“长治县银号”“潞城县银号”），但因分散经营易被日伪渗透破坏。193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整理金融，建立边区本位币”，太行区党委遂于1940年前后整合地方金融力量，正式成立“上党银行”，总行初设山西平顺县（太行区腹地，隐蔽性强），后随根据地扩展迁至长治等地。
- 核心任务：一是发行“上党票”（包括壹角、贰角、伍角、壹元等面额），驱逐日伪货币（如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和法币（国民党政府货币，因通胀严重且被日伪套购物资）；二是发放农业贷款支持春耕，扶持手工业和军需工业（如被服厂、兵工厂）；三是管理外汇（与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进行物资兑换），稳定物价。

三、“民国二十七年伍角”的历史细节
需特别说明的是：目前公开的史料中，上党银行正式纸币的发行年份多为“民国三十年”（1941年）之后，而“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更可能是该纸币的“筹备印制年份”或“地方临时流通券的标注”。原因在于：1938年根据地尚处初创期，金融制度未统一，早期可能先以“上党银号”名义发行临时辅币（如手写或石印版伍角券），1940年银行正式成立后，才规范为“上党银行”版别并标注实际发行年份（如“中华民国三十年”）。

若以“民国二十七年”标注的伍角券论，其历史特征可归纳为：
- 设计元素：正面多采用红色或蓝色油墨，图案简洁朴素，常见“工农生产”（如农民耕地、工人织布）、“抗日救亡”（如战士持枪）或“边区风光”（如太行山梯田）等主题，体现“金融为抗战服务”的理念；背面多印有“上党银行”行名、“凭票即付国币伍角”“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印”及行长印章（早期行长多由太行区财经负责人兼任，如赖际发）。
- 材质与工艺：因根据地缺乏铜版印刷设备，早期伍角券多为土纸石印或木刻版印刷，纸质粗糙，尺寸略小于后期机制券，部分券面可见手工加盖的“抗币”“专用”等戳记，以防伪造。
- 流通范围：主要在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的长治、潞城、壶关、黎城等县流通，用于购买粮食、布匹、药品等紧缺物资，也作为部队津贴和地方公务人员薪金支付手段。

四、历史意义：红色金融的“生存之战”
上党银行伍角券的价值，远超其货币本身，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一手拿枪、一手拿账”的生动见证：
1. 打破经济封锁：日伪通过倾销伪币掠夺根据地物资，上党票以“实物储备”（如粮食、棉花）为发行基础，确保币值稳定，使根据地群众“宁要上党票，不要伪满票”，有效遏制了经济崩溃。
2. 凝聚民心：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耕者有其贷”的政策让贫苦百姓切实感受到“跟着共产党能过活”，为根据地奠定了群众基础。
3. 金融经验积累：上党银行的实践（如“物资本位制”“分区发行”）为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提供了早期经验，其“独立自主、服务群众”的原则成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雏形。

五、存世现状与收藏价值
因抗战时期环境恶劣，上党银行早期纸币（尤其是民国二十七年标注版）存世极少，多数已随战争损毁或回收销毁。目前市场上偶见的“上党伍角”，多为1941年后发行的机制版，且品相完好者罕见。作为“红色政权第一套完整金融体系的见证物”，它不仅是钱币收藏界的珍品，更是研究抗战史、根据地经济史的“活化石”。

结语：这枚小小的伍角券，承载着太行军民“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精神，也印证了一个真理：真正的货币生命力，从来不在于纸张与油墨，而在于它是否扎根于人民、服务于正义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