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铜钱民国三年四川铜币壹百文(甘肃版)

民国三年（1914年）四川铜币壹百文（甘肃版）是民国初期货币体系复杂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其历史需结合四川铜元的演变、中央与地方的货币博弈，以及甘肃地方军阀的财政需求来理解。以下从几个核心维度展开：

一、背景：民国初期的货币混乱与四川铜元的起源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脱离清政府统治，但各地军政府为维持运转急需发行货币。1912年，四川军政府成立并发行“汉”字铜元（如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一百等），取代清末的“川省造光绪元宝”铜元，成为四川主要辅币。

1913年（民国二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试图统一全国货币，规定以银元为主币，铜元为辅币（十文、二十文为主）。但四川因地处西南腹地，军阀割据严重，中央政府难以直接控制，仍自行铸造铜元。1914年（民国三年），四川军政府继续发行“民国三年”纪年版铜元，其中壹百文是面值较大的品种，用于大额交易或军费开支。

二、“甘肃版”的特殊成因：川甘军阀的货币流通与仿铸
所谓“甘肃版”并非四川官方在甘肃铸造，而是甘肃地方军阀为解决本地货币短缺，仿照四川铜元形制自行铸造的版本。其背景与民初西北军阀的财政困境直接相关：

1. 甘肃的货币匮乏与四川铜元的流入
民国初年，甘肃经济落后，本地几乎无近代机器铸币能力，市场上主要流通清末旧钱、银锭及少量外来机制币。而四川铜元因铸造量大、流通范围广，通过川甘贸易路线（如陇南、河西走廊的商路）大量流入甘肃，成为甘肃民间的主要辅币之一。

2. 甘肃军阀的仿铸动机：解决军费与财政需求
1910年代至1920年代，甘肃先后被张广建（皖系）、陆洪涛（直系）、冯玉祥国民军等势力控制。这些军阀为支付军饷、维持统治，亟需大量低值货币（铜元成本低、易敛财）。由于甘肃缺乏铸币设备和原料，便选择仿照流通最广的四川铜元形制（尤其是面额大、使用频繁的壹百文），利用本地简陋设备（或委托民间作坊）铸造“仿四川铜元”，即所谓“甘肃版”。

3. “甘肃版”的特征（区别于四川官铸）
四川官铸“民国三年四川铜币壹百文”有严格的工艺标准：正面中央为“四川铜币”四字，中心饰芙蓉花（四川象征），上方“军政府造”，下方“当壹百文”，左右分列“民国三年”；背面为篆书“汉”字，外圈环绕十八星（代表辛亥革命时的十八行省）。

而甘肃版通常工艺粗糙：
- 文字模糊（如“四川铜币”“民国三年”字样笔画粘连）；
- 图案简化（芙蓉花、十八星线条生硬，甚至缺失细节）；
- 材质较差（含铜量低于官铸，多掺铅锡以降低成本）；
- 部分版本可能将“四川”改为“甘肃”或模糊处理地名，但因仿铸技术有限，常保留四川铜元的主体框架。

三、历史意义：民国地方货币割据的缩影
“民国三年四川铜币壹百文（甘肃版）”本质上是民国初期“中央权威衰落、地方军阀主导货币”的典型案例：

1. 反映货币发行的地域化：北洋政府虽试图统一货币，但地方军阀凭借武力控制铸币权，使货币成为割据势力的财政工具，“一国多币”现象突出。
2. 体现区域经济联系：四川铜元在甘肃的流通与仿铸，说明西南与西北虽地理相隔，但通过贸易形成了跨区域的货币网络，也暴露了甘肃经济的依附性。
3. 见证军阀统治的本质：甘肃版铜元的粗制滥造，本质是军阀对民众的变相掠夺——通过降低铜元成色，强制推行“劣币驱逐良币”，搜刮民间财富以维持军事统治。

四、存世与收藏价值
由于甘肃版为地方军阀短期仿铸，且材质差、易磨损，存世量远少于四川官铸版。目前所见“甘肃版”多为传世品，锈色呈暗褐色或黑漆古，是研究民国西北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收藏界通常将其视为“四川铜元的地方变体”，关注点在于其背后的军阀史与经济史内涵，而非单纯的版别稀缺性。

综上，这枚钱币不仅是四川铜元体系的一员，更是民国初年地方割据、货币混乱与区域经济的生动见证，其“甘肃版”身份更凸显了西北军阀在财政困境中的生存策略。